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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黄惠侦:用一部温润的影像,与同志母亲完成漫长和解

    2017年2月16日 来源: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日常对话 Small Talk

    导演: 黄惠侦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台湾

    1998年,黄惠侦拿起便携式摄影机,对准自己的母亲。

    一开始,她只是想要拍摄一些影像片段,记录下自己这个多少有点特殊的家庭:她有一位同志母亲,父亲在她尚还幼小的时候离开,仅留下家暴的痛苦回忆。从六岁开始,她就跟着做牵亡阵的母亲外出工作,小学三年级她便早早辍学,过上了和同龄孩子截然不同的生活。

    拍摄持续了整整十八年,个中过程漫长而艰辛,上社会大学学习纪录片制作方法、结识志同道合之人成为社会运动的中坚力量,从私人home video再到成熟团队的引入,侯孝贤导演“大天使”般的鼎力相助……层层相扣的每一步,在不同时刻、不同维度,塑造了影片今日的模样。

    在《日常对话》之前,黄惠侦用同样的素材剪过一个电视版本《我和我的T妈妈》,摄影机追随作为牵亡法师的母亲,记录下她日常生活的点滴。底层的工作、女同志的身份、母女关系等核心议题在这个版本中得到初步的一一呈现。相比《我和我的T妈妈》的直接明了,《日常对话》以更为散文化的方式,揭示亲密之人间那些难以言说的过往,是如何在爱与亲情的名义下,一点一点浮出水面并最终得以化解。有力的情感,隐藏在清淡的画面中,而正是在看似随性的日常浓郁的影像记录里,母亲的形象得到了更为立体的建构。

    对于黄惠侦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对个人家庭史的回顾,更是一场与同志母亲跨越代际的和解。横亘在至亲之人之间的心结与僵局,随着时间的流逝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这一次,黄惠侦用一部私密细腻的纪录片《日常对话》,与母亲做一次“了结“。与此同时,《日常对话》用柔和的方式,审视了特殊年代和语境中的同志生存状况,还原作为个体的同志对爱与生活的渴望。这种渴望,无关性别、无关职业,更无关年龄。

    日前,《日常对话》在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举行了首映,该片也将参与泰迪熊奖的角逐。深焦DeepFocus也在柏林前方与黄惠侦导演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话。

    深焦:您从1998年开始,就为母亲拍摄一些素材,有16T之多。您最开始是如何想到要将镜头对准自己的母亲?

    黄惠侦:1998年我还在台湾跟着母亲做牵亡阵(台湾的一种传统民间巫术仪式,经由灵媒和诵经、歌舞仪式,为亡魂启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当然就更稀有了。当时有一个叫做杨力洲的纪录片导演来拍我们,就是在那时,我才对纪录片这个电影类型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发现原来除了剧情片和之前在电视上看到的纪录片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创作的样态。当时觉得自己很年轻,所以想要试一试,就买了一台家用的小型摄影机。90年代是一个好时代,家庭dv很盛行。我存钱买摄像机,拍影像来诠释自己的故事,我想告诉别人,拥有一个同志母亲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包括我们一家在做的牵亡人的这个非常底层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

    深焦: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导致您的人生经历也颇为曲折和复杂,您对于影像的认知和兴趣,是从何时培养起来的呢?

    黄惠侦:电影在我的生命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当然现在我可以说,电影已经改变了我的人生。我读到国小三年级之后就辍学,和母亲一起做工赚钱。在闲暇时,电视和电影填补了我人生的罅隙。

    童年时代,台湾有线电视台正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每个月花几百台币,就可以看到很多电视台的节目。所以在不外出做牵亡阵的时候,我就在家里看小说,看电视里播放的林林总总的电影。我的生活很封闭,不像同龄孩子那样有同学、有朋友,因此我对世界的想象非常贫乏,总觉得人活着就只有吃饭睡觉和工作这三件事情。幸好有文学和电影,给我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当时看电影,仍旧觉得电影中的世界离自己很遥远,对电影最初的喜爱,也更多地是停留在故事的层面。但慢慢地透过电影,我会去思考,自己究竟想要成为怎样的人,以怎样的姿态在世界上存在。

    有一部电影对我很重要,是张艾嘉的《少女小渔》,这部电影关乎女性对于自身身份的找寻以及对于独立的渴望。小渔在电影结尾离开了自己的男朋友,我也在看过这部电影后不久,离开了自己的家,开始从事不一样的工作。我从小有一个很奇怪的梦想,我当时想如果我妈妈年纪大了走了,妹妹也成家,那我就自己出家当尼姑。那个时候,总感觉自己为别人而活,只有无尽的痛苦和责任。直到看到那部电影,我才突然意识到,一个人,一个女性,是可以有自己的人生的。也明白了,电影除了可以给你讲故事,它还能带给你其他的东西。再后来,看电影就不仅仅是看故事,而是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去和电影中的人物找寻契合点和共鸣点。

    “妈妈从来没把我拍片当一回事儿”

    深焦:当您拿起摄影机拍摄母亲的时候,她有什么反应?在如此漫长的拍摄过程中,她对您的拍摄态度又起了什么样的变化?

    黄惠侦:一开始我只是拿着小小的摄影机捕捉一些日常的影像,在母亲看来,这也许只是简单的home video,所以母亲的第一反应是,这有什么好拍的,谁要看我的故事?大概在影片正式完成在电影院展映之前,母亲都不认为我在拍的是电影。因为在这十多年的过程中,我也会常常给家中其他成员拍摄一些生活片段,遇到生日或纪念日,也会用小影像作为礼物。因此母亲并没有认真看待我拍电影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向她特别解释,我真的是为了要拍自己的故事,才开始电影制作的。

    我们家非常有趣,我们家没有家庭合照,正是因为这部电影, 我们才拍了第一张家庭合照。对于我妈妈来说,这个是不太重要的事情。她活着就是活着,没有什么要留念或者纪念的特别意识。所以她也觉得我拍的东西,大概就是小孩子好玩吧。

    直到2014年,我才正式组织起了一个拍摄团队,拿着摄影机进入到我的家庭。我和母亲特别沟通过应该如何和这群“陌生人”相处,那时候才算是比较正式地告诉她,我要拍的其实是一部电影。

    关于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我就和她解释说,这是我非得要做不可的一件事情,即便她不一定能够理解,但你还是要告诉她为什么要做。对于我母亲来说,因为已经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被拍摄训练”,她对于摄影机的存在,并不太在意,我觉得这对我们的拍摄来说,是一件好事。

    《我和我的T妈妈》剧照

    深焦:您在拍摄初期有没有想过,这个项目会持续如此长的时间?

    黄惠侦:我那个时候当然没有想到会拍这么久。不过,1998年我动了拍片的念头后,虽然很快买了摄像机,但是那是我不懂技术。所以我就先去找了一个地方去学怎么样制作纪录片。 台湾在9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所谓社区大学,它的目的是要做成人教育,我就报名参加了那边的学习班。

    那时候的社区大学没有现在那么功利,比较强调知识解放这件事情。我进这所学校,当初只是抱着学习纪录片制作的目的,但后来,我在那里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纪录片本身。如果不是去那里,我不一定会拍出现在这样一部影片。我可能学到技术,自己拍、自己剪,它还是能成一个片子,但这个故事会怎么讲,我相信会很不一样。在社大里,我学到了去思考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能力。

    深焦:那边的老师本身都是纪录片导演?

    黄惠侦:其实不是。我说我学到最多的,反而不是纪录片的技巧或知识。这群社大的创办人是一群心理系学生,其中很多人都在从事社会运动,所以他们很清楚自己做的事情叫“知识解放”,不只是专业技能的知识,而是那种很根本的知识。

    对我来讲,从小我都会觉得自己运气不好,生在这样一个很底层的家庭,小孩不能去上学,妈妈要去做牵亡阵。我也知道我母亲是女同志,外面的人看我们都是不一样的眼光。通过社大的学习,我知道该如何把看起来是个别家庭发生的事情放到整个社会语境下探讨。如果不是这段经历,即便我完成了现在这部片子,片子里也可能只有怨恨和疑惑,问题依然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深焦:2014年的时候您组建了拍摄团队,结束了一个人单枪匹马拍摄母亲的阶段。为什么在当时会做出这么一个决定?

    黄惠侦:2012年我结婚生子,当了妈妈就有了一个身份的转换,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陪伴女儿,那段时间促使我重新思考我与自己母亲的关系。正是在那是我决定一定要把这个片子完成。片子拖了那么久,并不是因为技术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件事实在太困难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止我自己年纪在变大,母亲也日渐衰老。我看着她每个月要到医院去拿一大堆药回来,看着她头发变白、皱纹变多,我知道自己拥有的和母亲相处的时间不多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究竟要用什么方式面对对方。我觉得到了一个必须做了结的时候。

    我从六岁开始出门工作,其实一直都在不定地为生存忙碌,生了小孩之后,反而才有了自己的闲暇时间,于是我开始琢磨,如果我要把这个片子做完,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之前在台北纪录片工会工作过一段时间,吸收了很多纪录片制作的知识,当时就在想,是否引入一个团队,会让工作更顺利地进行。于是我就想试试看找一些创作方面的资源。一方面如果我真的要做一个更好的作品话,我需要资金,那到底愿不愿意有人给我资金。总之,也许就是时间到了吧,我去提案申请款项,一切都是很顺利。有了资金后,就想组建团队,于是先找到制片人Diana,她也是2012年刚回到台湾不久,想要跟台湾导演合作,让台湾的导演在一个有完整分工或者是环境比较周全的体系里去创作。

    团队加入,其中也有我的很多个人原因。首先是我的能力问题,毕竟我不是科班出身,我去社大学的技术,其实还是很基本的,我自己能拍到什么样子的东西,我自己大概知道。所以我就想,如果有其他更专业的人来帮忙,对这部片子来说是好事吧。有一些朋友或其他创作者会说,你拍这么私人的题材,你自己拍、自己剪不是最好吗?有些东西别人根本拍不到。

    这个我很明白,但是我也知道有些东西是我拍不到。如果我去把这两者好的部分集结起来,岂不是更好。再来就是我有提到我曾在纪录片工会工作三年,这个工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想要改善在台湾拍片的工作环境与条件。因此我把我自己的纪录片拍摄看成一个实验的过程,看看如果有专业的分工,而不是单打独斗,会不会去的更好的效果,做出品质更好的片子。

    深焦:团队的介入可以拍到您自己不到的东西,那具体到《日常对话》这部片子里面来讲,是不是就是一些您和女儿、母亲在一起的那些场景?

    黄惠侦:这肯定是一个原因,因为我很难自己拍摄自己。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对这些摄影器材的掌握也没有那么好,这个专业摄影师就比我掌握得更好,当我想要用画面去表达小时侯离开家的情境时,我不见得那么明白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摄像机或镜头,专业摄像师就可以在这方面帮到我。

    另外,因为我是拍很亲近的人,人们越亲近越熟悉就越不客气就越可以耍赖。比如说我去拍我妈妈时,她就会说,不要拍,这些你都知道的,不用再问了。但如果是一个外面的比较不是那么熟悉的人进来,反而她会比较客气。

    深焦:作为一个创作者,同时又是一个被拍摄对象,您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在两个身份中转换呢?

    黄惠侦:我们拍摄中期,摄影师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不只是导演或者是被拍摄者而已,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有各种角色。当你该是导演的时候,你就想办法把你导演该的事情做好,比如说像有一场是我拍我的舅舅、阿姨的访谈,那场应该很多人都会提起,当我问到“你们知不知道我母亲是同志的时候”,他们都是相当回避。那在这样的场合我头脑中的不同身份就开始对话,第一时间我会很惊讶,作为他们家人,我想说,哇,怎么能够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他们其实都知道,我妈都会带她女朋友回去,家人们都见过。

    可是你很快就可以理解,作为家人,他们的这个态度,其实也代表着曾经的自己对母亲同志身份的回避。不想要面对,就是不想要承认有一个同志母亲。可是你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在当时就要去想他们如果都回避的话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的东西该怎么拍?就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在这个现场会自己对话,但我觉得不是坏事。

    想要完成一部电影是一回事,而享受拍摄制作电影的过程是另一回事,一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电影是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当一个电影人,意味着,拍摄每一个场景都要全心投入,尽管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片段会不会出现在最后的成片。

    深焦:当一个团队进入到这个拍摄过程当中,灯光、专业摄像设备的介入,对您或您的母亲来说,会不会无形中营造了一种表演的成分?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您是怎么让所有场景呈现非常自然的那种状态的?

    黄惠侦:可能运气好吧。我母亲是一个不太在意其他人的感受与期待的人,即便灯光、摄影机都架在那,她不讲话就是不肯讲话。我觉得她并不会特别为摄影机存在而要表演些什么。拍摄中我们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什么东西都架好了,摄影师说ok,但我妈就不想讲,甚至要走。我们就要想尽办法的说服她。

    对我自己来说,因为我也是拍摄者,在现场要顾虑的事情太多,没有办法再去顾虑我在摄影机面前得要怎么样。对我来说,不管是拍摄还是到最后放映,最重要的对象就是我妈妈,我总是顾虑她多一些。

    深焦:对比《日常对话》和之前的短版《我和我的T妈妈》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处理,比如在短版里面,您会很明确地说把您两个小外甥女跳牵亡阵的影像片段作为家庭的背景介绍,让大家很明白她们是谁,她们在做什么。然而到了《日常对话》里,同一段素材却用在了介绍自己童年的时候。观众甚至误以为镜头前的小女孩是小时候的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处理。您是在剪辑中有意这样做的吗?

    黄惠侦:短的版本因为要给电视台,所以会做得更加简洁明了。电视观众对于节目的要求很明确,他们没有那么思考空间,所以片子故事性要强一点,张力要强一点,节奏也要快一点,因为电视观众决定权在他手上,三分钟受不了他就离开了,所以必须要配合他们的习惯去剪辑。电视台也会期待你在影片中资讯传达,你要很直接地告诉他们谁是谁,当时在剪辑的时候,电视台甚至希望我们做一个字幕卡,但我都选择不做。因为我要做的不是一个报道式的纪录片,这些资讯对我来讲不是最重要的。

    真正到了剪辑长版本的时候,你会比较希望它会更接近于真正的电影创作,有没有必要把什么事情都是讲得这么清楚,已经不是重点了,可能画外音是我在讲述自己的童年,而画面上出现的场景则是我十几年前给我的外甥女拍的录影。

    《我和我的T妈妈》剧照

    深焦:对我来说这恰恰是片子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您通过这种方式,把“时间”这个东西给具体化了,包括您讨论代际问题的时候,影片呈现的是一种镜像的关系,您和您母亲,以及您的两个外甥女都是一样的。影片中,有一段您和两个外甥女的聊天,您会把她们十年前的样子拿给她们看,问她们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是在一个什么契机下,把这个影像素材放在她们面前的呢?

    黄惠侦:有了团队之后,工作方法和之前我单干的时候不一样,有些素材需要补拍。我们根据手上的资金,决定要补拍那些画面,增加哪些访谈。在拍我妹妹女儿的时候,我就萌生了这样的想法,让她们看看十多年前镜头中的自己,尤其是她们小时候童言无忌问的那些问题(“我的阿嬷是男生还是女生”)。所以时隔多年之后,我选择将她们小时候的影像素材重新呈现在她们面前,问和过去一样的问题,并进行拍摄。我的意图在于看她们怎么理解这些事,同时去对照我小时候如何理解我妈妈同志的身份。我连她们坐的位置都安排得和过去一模一样,这些在开拍之前就以已经想好了。然后很有趣的是,其实那段剪辑师剪的时候没有和她特别沟通,但她也就这样毫无保留地放到了电影里,可以说大家都觉得这一段相当重要。

    深焦:说到剪辑师,您为什么会选择找一位纪录片导演林婉玉来做长版的剪辑?

    黄惠侦:其实我们短的版本就找了一个专业剪辑师,然后到了长的版本之后,照理讲也是由她来剪。可是后来因为时间安排方面的原因,她只能帮我们先做完短的版本,我们不得不需要临时找一个剪辑师帮我们来做长版本。那时我们问了台湾大概所有的剪辑师,每个人听到我们片子的题材都说我好有兴趣,但我的档期要到半年之后才可以。可那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等,于是我们就找到了林宛玉,她之前一直在从事电影导演工作。但同时,婉玉也不是完全没有剪辑经验,她也帮别人剪过作品。我看过她的作品后就决定要和她合作,一方面是她对影像的掌握,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她的女性身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还希望有一个全部女性的工作团队,但后来发现在摄影师这一个部门,很难找到合适的。所以后来就放弃,但所幸我们后来找到一个很有女性特质的摄影师。

    林婉玉,《日常对话》入围金马53最佳剪辑提名

    深焦:您会特别看重团队工作人员的女性特质吗?

    黄惠侦:当然,我觉得很重要。毕竟我在做的不是一个议题性的纪录片,它跟人那么私密,是那样子的一个题材,尤其是像我们拍摄现场通常都是带着小孩的,如果是女性团队的话会更合适。我们工作现场也是我们的拍片现场,因为我女儿也是片子里的主角之一,所以我当然就会很重视跟我合作的团队,我觉得它个人的特质也很重要,当初为什么找女性,因为女性会比较容易跟理解这样一个题材。

    深焦:做剪辑的时候,面对如此海量的素材,您是如何跟剪辑师传达自己想要的效果的?

    黄惠侦:一开始我都会先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个片子,这个片子到底要讲的是什么。我当然都希望给剪辑师一些发挥专业性的空间,可是由于这部影片题材的关系,要完全放手剪辑师好像很难,她自己无法理出创作头绪来。所以到后来,我都会按照素材的安排,重新写一个剧本文书给剪辑。

    深焦:您有给她写好大概的结构?

    黄惠侦:对,因为一开始想让剪辑师自己做,她自己出了一个版本。当时我觉得说应该是让剪辑师自己去创作,可是做出来就发现不和我想要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后来才决定,我自己把大致想要的东西,写一个本,让摄影师照着这个本去剪。我和她很详细地沟通了自己对长版本和短版本的不同期待。因为已经有一个短的版本在那里,有时候会让我们有一点困扰,形式和结构都会困在那个短版本中。

    深焦:侯孝贤导演是影片的监制,他是何时介入这个项目的?

    黄惠侦:侯导是在比较早的阶段就开始介入项目,大概是团队拍摄进行了一半吧,当时的一个契机是电视台想要投资我们的项目,成为合制方。但追根溯源,我和侯导认识,不是因为电影。因为我之前比较正式的工作是有关社会运动,侯导作为一位有声望的电影人,同样非常关注社会议题。当时我们在和一群都市原住民一起抗争强制拆迁,侯导也有过来参加,还和我们一起落发声援。侯导很支持这样的运动,我们平时也会不定期地和他汇报一下运动的进展。久而久之,话题也就从运动扩展到了电影。

    他很好奇我们这群“搞社会运动的年轻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就把自己的纪录片项目告诉他。当时电视台想要给我们钱,但我没有公司,无法和电视台签约。这件事情最早是天心老师知道的,她马上就去和侯导讲。当天回家,我就接到了侯导的电话,他说我来当你们的监制,用他公司的名义跟电视台签约就行了。

    对于这个项目,侯导可以说是完全支持,他觉得这样题材的这样的故事,台湾短期之内不太可能有另外的人来做。纪录片的话,就更少了,因为没有什么同志愿意被长期拍摄。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选题,而我可能是最好的人选,因为我就长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侯导的完全信任,是我来说是一份巨大的财富。那天我们在台北开了一个记者会,我也说觉得侯导胆子非常大,愿意支持一个他根本没有看过的片子,也很大胆地把自己名字放在一个搞运动人拍的片子上。当然影片现在取得了不错的社会反响,他现在挺得意的,说他自己看人很准。

    深焦:所以侯导完成了最终剪辑版本才看到片子?

    黄惠侦:对,但在整个过程中,一旦有新的发展,遇到问题或者有好消息我就会跟他说一声,发个讯息什么的。他算是没有真正参与,但我们每一步进展,他都很清楚。

    深焦:《日常对话》是一部反类型化的同志纪录片,通常我们看到的是,导演作为同志,去拍摄周围人对这一群体的看法。而您相反,作为一个非同志,您去拍周围人对同志对看法。在您的镜头下,您的母亲不在柜中,相反,是周围的那些“正常人”把自己锁在了柜子里。为了更好地阐明这样的方法,您也在影片中加入了不少旁白,这些旁白是您在剪辑时就已经写好的,还是最后剪辑完了之后您再加上去的。

    黄惠侦:两个版本不太一样。短版本的旁白在之前就交给剪辑师了,这样她就知道剪辑时画面的空隙要怎么留。到长版本,就有点反过来。剪辑长版本其实没有那么顺利,一直到非常后面,才开始慢慢出来一个成型的模样。我只给长版本写了十分钟的本,十分钟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我完全不知道。后来就跟剪辑师就一起坐在剪辑台前,顺着那个感觉,慢慢把片子一起剪完。在初剪差不多出来的时候,我才开始写旁白,当时就大概知道我在这个部分想要讲什么,具体怎么个讲法。

    深焦:《日常对话》的核心是母亲的同志身份,但纵观整部影片,平权的议题并没有被突出,相反,叙事更多地着墨于母女关系的和解上,影片也因此而显得私人意味大于公共/政治意味?

    黄惠侦:的确是这样。原本我的工作是在做社会运动,我们其实自己很明白,当我们用政治性很强的形式去跟大众接触的时候,大众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白眼、不满、反对会接踵而来。像《日常对话》这样的影片,当然可以在里面做很多控诉,甚至也许我在20年前拍片的话,出来的就可能是怎么一个东西。但现在,我觉得以议题的形式来讲有点太硬。

    那么,我究竟要讲一个什么故事?我觉得是一个我妈妈也能看得懂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回到生命经验本身,会是一个比较妥帖的方式。我最想讲的东西,虽然有同志议题在里面,但我觉得即便你作为你同志,你还是跟其他千千万万的人一样,在面临跟你家人之间的问题。所以,我真正想讲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家人,为什么有时候最亲近的家人,可能反而距离最遥远的人。

    深焦:您的母亲看了《日常对话之》后,是一种怎么样反应? 她和您的关系,是否因为这部电影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黄惠侦:改变彻不很彻底我不敢说,可是的确她在改变,而且是往更好的方向改变。她看完片子之后,心情非常好,好了整整一个月,那也是超乎我的预期的,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心绪起伏比较大的人,我原来以为过一阵子她就会恢复平静,没想到这这“一阵子”持续了一个月。

    母亲的这种反应,传达出一个很明确的信息,就是她有接受到我想告诉她的事情,只是她还是不懂得如何用语言表达这种开心。同时,她也在释放自己想要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的情感诉求。过去我都把和母亲的关系遮掩起来,认为这很难讲述,没有办法碰触,现在发现,一旦讲开来了,好像没有难。只是一直被自己建构出来的墙或是沟给禁锢住了,我们互相跨不过去。一旦有人愿意动手去把那堵墙打破或是把那个鸿沟给它填平,你就发现本来真的没那么难。虽然现在我和母亲也没有到天天出门需要拥抱的地步,但我们对话的频率明显增多,在家里她会时不时地过来关心我几下,这些细微的改变都让我非常雀跃。

    这部片子公映时,我也会邀请母亲去戏院观看,当她坐在大银幕前,她会真正地从自己的生活中抽身而出,从一个较远的距离观察我们两人的关系。银幕上呈现的,好像是她的故事,又好像不是,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对我的母亲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其实很多人会担心纪录片拍摄的伦理问题,认为拍摄者只是在窃取被拍对象的生命经验。但是在《日常经验》的情况下,我认为电影本身让我母亲看到了重新了解自己的可能性,这部片子虽然大部分都讲述了她自己不那么快乐的过往,但她却发现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而并非之前所认为的不值一提。

    深焦:电影的结尾非常有意思,您的女儿去问您的母亲,她爱不爱她,一下问三遍,母亲的回答从不好意思的抗拒,到“被迫”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层层递进,完全自然性地展现了情绪的递进过程,非常妙。

    黄惠侦: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也很好奇,观众看到那一段时到底看到了什么?

    深焦:对我来说,就是您女儿在代您发问,然后您母亲在“被逼迫”的状态下,开始逐渐把自己不愿意表达,但又是心中所想的感情,用一种很为难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其实很动人。

    黄惠侦:我也觉得,这部电影要讲的东西在片尾那一段已经全部讲出来了。我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因为我拍片的时候都带着我女儿,她对拍电影这件事情也很感兴趣。她有一个非常小的玩具摄像机,有一天晚上她突然拿起这个摄像机,跑到她阿嬷的房间里,开始学我访问,阿嬷你爱我吗?

    见到此情此景,我第一反应就是去拿我的摄像机,然后就有了电影最后的那一段场景。对于我来说,这个场景的意义是双层的,首先就是你刚才讲的,母亲如何在一种不情愿的状况下,把自己真正的心思表达出来。另一个层面,就是我的女儿,即便是这么一个好似不懂事的小孩,也已经在思考爱与被爱的话题,这仿佛是天生存在于她头脑中的一种诉求。

    这样一段画面放在结尾,感觉又隐隐暗示着我接下来会处理跟我女儿的关系,因为她也开始会对“爱”有自己的想法。

    深焦:您之前说您跟社会议题很关注,您也是一直参加社会运动,那在《日常对话》之后,您接下里的项目大概会是什么方向的呢?

    黄惠侦:接下来要拍的片子是关于台湾三莺原住民抗争的,希望借由此来反思台湾的土地商品化问题。这个项目之前其实侯导也有想过要做,但因为他手头还有其他的创作,在运动中我也和他聊了很多,他就建议,不如直接放手让我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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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童心说电影圣诞节过后,又迎来了一个周末,大家玩的还开心吗?作为单身汪的童心来说,周末最愉快的事情莫过于舒舒服服的看一部电影了!今天童心就为大家推荐一部韩国电影《妻子的情人》。就像豆瓣上对这部电影的评价一样,是一部非常励志的三级片。

    干货丨“一镜到底”的电影真的不需要后期剪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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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一镜到底”的影片,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摘得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的《鸟人》。影片中,摄影机主要跟随着主角里根的视角,既穿梭于舞台前后、室内室外,也穿越到过去,再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现在。观众也仿佛置身角色所在的物理世界与精神迷宫,切身感受着里根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过程。

    和这些电影竞争奥斯卡,“肿瘤君”差的不是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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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8届奥斯卡外语片候选名单公布,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分别选送了《滚蛋吧!肿瘤君》、《破风》、《刺客聂隐娘》“冲奥”,与其他78个国家/地区的电影进行角逐。来看看今年各国都选送了什么影片来参赛吧?种子选手《索尔之子》代表国家...

    人物|纪录片导演徐童:有些人光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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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徐童前阵子在各大电影公众号上,陆续看到几部纪录片的推荐,稍微注意下就会发现,它们出自于同一个导演——徐童。这些讲述底层社会游民生存状态的纪录片,因为内容敏感,无法在国内公映,如今只能通过小型现场放映和口碑推荐进行小范围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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