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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什么要放弃永生

    2017年3月11日 来源: 未名读书

    人们对死亡通常会有一种误解,认为死亡从生命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如影随形,有生就有死,这一切看起来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其实严格来说,真正意义上不可避免的死亡是生命演化出来的,死亡归根结底是笔交易。

    很不幸,人类的历史中充斥着浩劫,我们倒霉的祖先在各种天灾人祸的打击下苟且偷生。即使有些人特别幸运,没有死于瘟疫,没有死于灾荒,没有死于屠杀,也很幸运地没有死于诸如落水,中毒,雷击,坠崖等等意外事故,可人们最终还是会死的,衰老会逐渐地侵蚀人们的肉体,直到死亡最终降临。其实我们仔细想想,我们每年都会过一次自己的忌日,只不过在死之前我们不知道是几月几日而已。长寿一些的生物比如巨龟能活到300岁(从康熙五十五年一直活到今天),但是死亡还是会在生命的尽头等待着它。加利福尼亚巨杉最高可超过100米,寿命可能超过3000岁,时间跨度几乎相当于从牧野之战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可是最终死亡还是会不可抗拒地降临。这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切生命不可逃避的终结。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小生命名叫阿米巴虫,是一种单细胞原生生物,人们可以通过显微镜观察到它。这种小生命的细胞质和细胞器被包裹在细胞膜中,没有固定的形状,结构非常简单,但是它却能做到一件让古今无数帝王将相都梦寐以求的事,那就是永生不朽。阿米巴虫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是由它的生殖方式决定的,阿米巴虫可以由一个个体分裂成两个完全相同的个体来实现繁殖,对于这种无性生殖的生物来说,“死亡”两字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只要这些小家伙足够幸运,躲开各种致命的意外,理论上它们可以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地延续下去,当它们的身体到达临界尺寸时,它们就一分为二,然后再等着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对于阿米巴虫来说,并没有衰老的概念,更没有不可避免的死亡,只要环境允许,它们就能一直这么繁育下去,直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而这个由它们引出的有关性和永生的故事,需要我们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讲起。

    且让我们翻回生命之书的第一页,那是一片距今38亿年前的浩瀚汪洋。

    在最初数十亿年的时间里,地球还是单细胞生物的家园,彼时的大自然倾向于准确地复制所有存在的生命形式,因为那时地球上还没有性的概念,那些水中微小的,只能用显微镜看到的生物都是中性的,靠着阿米巴虫一样的无性生殖延续着自己永恒的生命*。也许是造物主对千篇一律的复制感到了厌倦,更有可能是大自然那不可捉摸的意志做出了选择,大约在距今12亿年前的某一天,地球上的第一次有性生殖出现了。

    有性生殖是如何开始的?这一直是一个困扰了科学家们很久的谜题。学者们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性”的开始,但是仍然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说服所有学者,因为无论怎样,有性生殖的代价看起来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当“性”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之后,不可避免的死亡也就出现了(生命只交出配子,而自身会衰朽死亡),对于一些生物来说,不仅自己的基因只能传承一半(雌雄各贡献一半的基因),原来的那种靠无性分裂维系永生的好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可是学者们发现,几乎所有的真核生物都会在生命周期的某一时刻“纵情声色”一把,而绝大部分动植物都是有性生殖的。为什么有性生殖的代价如此巨大,可是生命却宁可放弃永生也要前仆后继地选择性?

    因为性带来的好处更大。

    美国遗传学家赫尔曼·穆勒(Hermann Muller)因为发现X射线能诱使基因突变而获得了1946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他本人也亲自在果蝇中诱发了成千上万次突变,他发现,对于一个物种来说,绝大多数的突变都是负面的,有益的突变只占很小很小的比例,而如何处理这些突变则成为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对于无性生殖的生物来说,一旦基因里出现了一个有害突变,这个有害突变就会被原封不动地复制下去,除非发生一次超级幸运的回复突变(概率极低),否则这个有害突变就会像冤鬼一样纠缠在基因里,怎么甩都甩不掉。而有益突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因为它的扩散受到了无性生殖的限制,举个例子,要想把A和B两种有益突变都收集到一套基因里,无性生殖的个体不得不进行两次突变,先发生A突变,然后复制扩散,然后再在A突变的基础之上发生B突变,可是有益突变的概率太低了,完全是可遇不可求的事,这无异于连续两次中彩票大奖,再加上突变之间还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一个有益突变很可能会因为扩散不过另外一个有益突变而被怼死,这就更糟了。

    (有益突变使得a变成A,b变成B,但是有益突变的扩散却受到无性生殖的限制,同时有益突变之间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就轮到有性生殖大显身手了。因为有性生殖不是单纯地复制父辈的基因,而是不同的基因之间进行交流融合,这使得有益突变和那些没有受到有害突变侵扰的基因得以迅速地富集在一起,这效率比无性生殖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性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把有害突变富集起来,然后把承载着有害突变的个体交给环境去毁灭,实现对基因的净化。虽然性只能传承父辈基因的一半,但是子辈的适应度却高出不止一倍,对于生命来说,“性”可以说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这一切就好像一个汽车修理工处理两辆二手车,工人把两辆二手车上运转良好的零件组装在一起形成好车,运转不良的零件组装在一起形成烂车,好车继续上路,烂车则拖去销毁。正是有性生殖可以快速地积累起增强物种适应性的创新,才使得生命开始了复杂化的进程,生命也同时开始面对不可避免的,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有益突变使得a变成A,b变成B,并且在有性生殖的帮助下迅速富集)

    “性”就好像是在生命的原野上立起一栋砖墙,这栋砖墙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远方,将整个生命界一分为二。砖墙的一侧是沉默而孤寂的世界,一个个面无表情的自我复制者维系着自己不朽的生命,而砖墙的另一侧则是色彩缤纷,花香鸟语的美好乐园,各种动植物在性的狂欢中享受着速朽的青春,同时也面对着不可避免的死亡。可恶的是,那栋砖墙不高,好些物种从墙的一侧翻到另一侧,然后再从另一侧翻回来。更有的物种干脆一屁股骑在了墙上。

    鞭毛虫类里的一些小家伙就搞出了一种excited的生殖方式,被有的学者称为“无性的性行为”,它们就好像是有性与无性之间的骑墙派。这些小家伙身体呈梨子状,在水中通过类似于毛发的鞭毛振动来移动自己,它们通常以自我分裂的方式进行繁殖。然而有的时候,这些小家伙会用它身体较尖的一端戳进另一个同类身体较圆的一端(就好像用自己的“尖脑袋”去戳别人的“圆屁股”),并且藏身其中,这样一来两个小家伙就合二为一了,融合成一个新的个体。这个新的个体融合了双方各自的成分,之后不久又会开始自我分裂。尽管这些小家伙没有清晰的性别,但是它们已经开始出现雌雄分化的苗头。科学家通过显微镜发现,它们的“圆屁股”上有一个深色的圆圈,那是一种供伙伴瞄准用的“靶子”。有靶子的个体通常会表现出雌性的倾向,没有靶子的则更倾向于雄性。可是,有时候一些小个子雄性也会戳进大个子雄性的身体里,大小悬殊的雌性之间也会出现类似的“误会”,不过科学家并没有观察到小雌性戳大雄性的事情(截至文献完成之时),由此可以推测,并不是双方都可以自由转换“性别”角色的。

    除了骑墙派以外,还有一些物种在有性和无性的砖墙上翻来翻去,一会有性生殖一会又无性生殖,水螅就是“翻墙党”之一。一般情况下,水螅是通过“芽生”的方式繁殖后代的,它们的身体上会长出一个芽状的突起,而这个突起会逐渐地变成一个水螅宝宝,最终脱离母体。除此之外,水螅如果被斩断一只触手,那么原来触手所在的位置就会长出几只新的触手,而被斩下来的触手则会再长成一只完整的水螅。如果我们将一只水螅粉碎成100段,那么就会有100段水螅再生出来,水螅也因此被赋予了一个希腊神话中怪物的名字Hydra:一种被斩了头却可以再生新头的九头蛇怪。让人惊奇的是,当一片水域里的水螅繁殖过多时,水螅呼吸出的二氧化碳就会刺激水螅生成一种性刺激素,水螅也会因此临时出现性别,雄性和雌性会将精子和卵子排入水中,是否形成受精卵就要看机遇了,水螅也正是通过临时转变成有性生殖的方式来控制群体数量的。

    蚜虫也是“翻墙派”的代表之一,在气候温暖之际,雌性蚜虫会通过一种名叫“孤雌生殖”的方式直接产出小蚜虫。因为基因全部来自母亲,所以这些小蚜虫也全部都是雌性,在基因上和它们的母亲一模一样。等到天气转凉时,雌蚜虫就会开始调整自己后代的性染色体,生出一些雄性后代,而这些雄蚜虫会找雌蚜虫们(它们的“母亲”和“姐妹”)交配使其生下虫卵,因为只有虫卵可以熬过寒冷的冬天,等到第二年气温转暖以后再孵化出雌蚜虫,让种群重新繁盛起来。在温暖的地方,雌蚜虫甚至会保持全年的无性生殖,因此雄蚜虫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没有雄性就自己生出雄性再与之交配的繁殖手段并不是蚜虫的专利,有的竹节虫类和蛾类会在雄性短缺的情况下自己动手,用孤雌生殖的方式给自己生出一大堆雄性再与之交配,相当于自己给自己生“丈夫”。这种在有性和无性之间切换的生殖方式被动物学家们称为“异质生殖交替”。

    有的读者都到这的时候可能会想一个人静一静,认为无性生殖圈似乎太乱了点,还是我们人类这样的有性生殖规矩一些。事实上,大自然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生殖实验室,不同的物种在自然界中演化出了各种各样的生殖策略,这些物种根本不care人类那套自以为是的道德准则,在有性生殖的领域里,它们会做出一些在人类看来更加疯狂的事情。

    在美国佛罗里达群岛中,有一个小小的珊瑚岛,名叫鳄鱼礁(Alligator Reef),那是一个由棕榈树,沙滩,阳光和海浪构成的美妙天堂。在礁石之间游弋着一种五彩斑斓的小鱼,名叫佛罗里达鮨(Serranus subligarius,亦称“带鮨” dài yì)。这一天,一只雄性带鮨正在一条雌鱼的身边徘徊求偶,为了把接下来的事说清楚,咱们就暂且把雄鱼称为“小刚”,雌鱼称为“小美”好了。小刚看起来就像是一道在水中游弋的绚丽火焰,一身鳞片闪烁着明亮的橙色,深蓝色的斑点点缀其中。而小美看起来则朴素低调的多,靛蓝色的身体点缀着一点紫色,深色的边缘让它更加暗淡。正当小刚和小美齐头并进时,它们的身体开始像鼓一样振动起来,于此同时,小美开始排出卵泡,小刚则在卵泡上洒下一股乳白色的精液,给那些卵受精。接下来,令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在那些卵受精之后的几秒钟后,小刚身上明亮的橙色开始熄灭,转而变成暗淡的靛蓝色,而小美身上的颜色则“燃烧起来”,呈现出明亮的橙色,好似一道火焰。紧接着,小刚开始排出卵泡,而小美则冲上去往卵泡上喷洒精液让其受精。就这样,这两条带鮨在交配过程中通过瞬间变性既充当了父亲,又充当了母亲。事实上,这种鱼是雌雄同体的,可以根据各种实际情况改变自己的性别,当两条同性相遇时,其中一条会瞬间变性和对方交配,然后双方性别倒置再交配一次,最让人震惊的是,如果这条鱼找不到伴侣的话,它们就会自己先排卵,然后再变性,往自己排出的卵泡上喷洒自己的精液,自己和自己交配…….

    其实这种雌雄同体可以变性的情况在鱼类里并不罕见,在其他的物种中也能找到类似的情况。欧洲北海附近生活着一种海虫名叫绿沙蚕(Nereis virens)。当它们的身体少于20节时,就会维持自己的雄性身份并且产生精子,而当它们生长到超过20节时,它们就会变成雌性产生卵子,可是如果我们故意刁难它们,把它们斩断到20节以下的话,它们又会变成雄性。通常来说,这种沙蚕年轻时都是雄性,长大了就会变成雌性,可是如果我们把两条雌性沙蚕放进一个瓶子里,较短的一条就会变成雄性,这样它们就能交配了。

    由此可见,即使在有性生殖的领域里,也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大自然千变万化,总是会有人类经验之外的境况出现,大自然不仅通过性向我们展现神奇的一面,也向我们展现残酷的一面。

    德国著名动物行为学家维托斯·德吕舍尔(Vitus B.Dr?scher)曾经在他的著作《从相残到相爱:两性行为的自然演化》中表达过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观点。德吕舍尔先生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动物,最开始是先有雌性,然后有雌雄同体的双性,最后才有雄性的。雄性实际上是雌性为了解决环境的适应性问题而“发明”出来的。这个观点饱受争议,同时也让很多男性感到惊讶和尴尬,但是德吕舍尔先生也确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思路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世界上的两性关系。

    可惜的是,并不是雄性被“发明”出来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像童话故事结尾那样的情节“从此王子就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也只能存在于童话中。以我们今天人类社会的主流道德标准看来,理想的伴侣关系应该是稳定,持久,忠诚,甜蜜的。可是一个物种要是想维持这种理想的两性关系,需要平衡好三种本能,分别是“性本能”,“攻击本能”以及“亲和性结对本能”,实现这种平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而有的物种甚至连最基本的问题,“应该和谁交配”这件事都没搞太清楚。

    臭虫就经常被这个简单的问题所困扰。臭虫的交配方式非常危险,雄性的性器官看起来就像一把匕首,它并不会将其插入雌性的生殖器开口中,而是直接插入雌性的背部,往雌性的血液里射精,通过血液把精子带入生殖系统。这种交配方式被成为“创伤性受精”。通常来说,雌性在每次交配之后伤口会康复并且在背上留下一道“刀疤”,但是有的时候雄性如果交配时太卖力,就会把雌性当场插死。让人尴尬的是,糊涂的雄臭虫会和任何看起来像臭虫大小,黑色的,平面状的东西发起交配。这就使得有的雄臭虫会被别的雄性“强暴”,乃至有可能被别的雄性内射甚至插死。

    在巴西有另外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在巴西桑托斯市附近的沼泽地不远处曾经建起了一座变电站。当工人接通电流时,附近沼泽里无数的蚊子铺天盖地地朝变电站飞来,然后落在烫手的机器上被成片烤死。最后工作人员不得不用推土机将成堆的蚊子尸泥清理走。这一切的原因在于那个变电站发出的振动频率为每秒500—550次,和雌蚊发出的声音一样,搞不清楚该和谁交配的雄蚊听到这种声音,就把变电站当作了雌蚊,不顾一切地飞向死亡。

    同样的问题有时候也困扰着阿德利企鹅,这种企鹅的眼睛是为了在水下使用而设计的,所以上岸以后每只企鹅都是严重的近视眼。到了求偶的时节,雄性阿德利企鹅会用嘴把自己心爱的小石头推到自己的意中人脚下示好,如果它的意中人抬起它的小翅膀扇它的话,表示自己拒绝和它交配。如果它的意中人接受示好,它就会围着这只雄性跳舞,并且和它开始抒情的二重唱。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意中人俯下身子冲着那只雄性愤怒地尖叫,这尖叫声的意思是“QNMD!老子是雄性!”

    搞清楚应该和谁交配只是第一步,离真正和谐美满的两性关系还差的很远。攻击本能和亲和性结对本能是两种相对的本能,它们和性本能一起左右着一个物种内的配偶关系。可惜的是,很多物种完全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攻击本能,因此攻击本能和性本能共振出来的强奸行为在自然界中是普遍存在的。

    陆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交配季节,雌陆龟会吃的很胖,这使得它们无法把身体全部缩入壳里,只能顾头不顾腚,这就给雄陆龟以可乘之机。雄陆龟会在交配前疯狂地追打雌性,踩它们咬它们,而雌陆龟会不顾一切地逃命。在这个过程中,雌陆龟随时可能会被雄性杀死。最后,几个小时的追打终于耗尽了雌龟最后一点体力,它决定放弃抵抗,把头部缩进壳里,于是不得不露出的屁股就只能被雄龟侵犯了。陆龟的交配是彻彻底底的强奸行为,没有半点感情涉入其中。

    配偶间的攻击本能无法被抑制时,雌性并不永远处于被强奸的弱势地位。蜘蛛里就有一些雌性找回了面子。众所周知,不少雌蜘蛛会因为无法克制自己的本能而在交配后吃掉自己的丈夫(其实在蜘蛛里同类相食的情况并不是常态)。可是盗蛛科(Pisauridea)里有一种雄蛛非常鸡贼,它为了不让自己在交配时成为自己老婆的口粮,会先抓一只虫子用蛛丝捆好做成礼物,在它老婆享用礼物的时候赶紧交配然后溜之大吉,但是有的雄蛛完事的非常快,交配完了之后发现它老婆还没开始吃礼物,它就会先抢回礼物然后再逃之夭夭。这样一来雌蛛既没吃到礼物也没吃到丈夫,只能一脸懵逼地愣在原地:“大意了!妹想到!”

    老虎的交配非常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三种本能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老虎的攻击本能要远远强于亲和性结对本能,因此它们对彼此都怀着深深的敌意,这种远远大于引力的斥力也使得老虎平时过着独居生活。但是当它们需要交配时,它们不得不走到一起,母老虎会表现的像个幼崽躺在地上做撒娇状,而公老虎则站在远处静静地看着,接着,母虎会围着公虎走动,嘴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然后用自己的下巴蹭公老虎的脸。如果此时公虎不识趣地做出任何回应的话,母虎会立即暴跳如雷并且疯狂咆哮,因为它的攻击本能太强了,稍不注意就会失控,把公老虎当作敌人。于是,母老虎只得继续调情,慢慢进入性兴奋状态,用性本能和一点极微弱的亲和性结对本能压制住自己的攻击本能,最后完成交配。要命的是,交配结束之后,母老虎的性本能会立即退散,攻击本能再度占据上风,母老虎会因此立即对公老虎发动致命的进攻。公老虎通常比母老虎强壮,如果它还手的话,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个“疯婆子”扇倒在地。可是公老虎在交配之后,性本能和结对本能却没有立即消散,它依然对母老虎心存温情,这使得它不忍还手,甚至不忍自卫,只能转身逃进森林深处。在老式动物园的小笼子里,老虎在交配之后,母虎会立即杀死无处可逃的公虎,一些老式动物园也因此拒绝让老虎们交配,而在诸如德国哈根贝克这样的新式动物园里,生活在圈养区的公虎会在交配后立即逃跑,而母虎则会到池子里泡一会平息自己的怒火。

    文章写到这里时,大家或许会明白,过强的攻击本能对于形成人类期许的那种美满的两性关系是负面的,如果我们人类(智人)的攻击本能过强的话,情侣们稍一接近就会疯狂地撕打起来,美满的配偶关系自然无从谈起。那么我们彻底摒弃攻击本能吼不吼哇?大自然也姿瓷吗?不,大自然没有任何这个意思,大家要是有这样的想法我要负责的。因为如果我们过于温柔,人和人之间清晰的边界也就消失了,我们人类就会像爱好和平性情温顺的长颈鹿那样*,凭借着意愿和任意一个性成熟的异性交配而不需要冒着被骂非礼,被扇耳光,被防狼器电击的风险。我们可能会因为失去攻击本能而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自己中意的人做爱而不会有人介意。什么?你问会不会有人来阻止你?他们自己的裤子还没提上来呢,哪有空管你呢?攻击性是非常微妙的东西,如果太强的话,不要说无法形成理想的配偶关系,就连整个社会都会因为成员之间的敌意太强而崩溃(大型社会可能根本就无法形成,人类会在霍布斯世界里徘徊,甚至成为老虎和北极熊那样的独居物种),而攻击性太弱的话,人和人之间又会失去清晰的边界而搞的一塌糊涂。归根结底,是“性本能”,“亲和性本能”和“攻击本能”这三种本能之间微妙的平衡造就了我们主流社会价值观所期许的那种配偶关系,任何一种本能走极端都是不可取的。

    话说回来,人类所在的地理环境也会对人类形成强烈的影响,因此一夫一妻制是不是人类这个物种的常态,目前还没有清晰明确的定论。

    无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结成配偶,在我们开始享受性的时候,死亡也自动开始了它的进程,生命的倒计时在交配的欢愉之中开始了。

    最后一位天启骑士,挎上冰凉的镰刀,骑上惨白的骨马,走入性爱的乐园,去兑现一份12亿年前签下的契约。

    尽管我们并不清晰具体地知道其中的原理,但是性和死亡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为表里。

    蜉蝣的幼虫可以活一个月,然后变态为没有口器也没有消化道的成虫,然后它们可以有一天的时间享受死前的狂欢滥交,就算勉强活过了一天,也会因为没有消化系统而活活饿死。

    太平洋鲑鱼又如何呢?它们迁徙几百甚至上千公里,回到它们出生的小溪,然后陷入性爱的狂欢之中。它们短短几天之内就会燃尽自己的生命之火,然后成为一片安静的浮尸。

    蜂后在十六年的时间里仿佛进入了时间的真空之中,身体没有任何衰老的迹象,可当它储存的精子用完之后,它立刻就会被它的孩子们撕个粉碎。

    事实上,人们通过观察,早就发现了性和死亡之间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联系,比如人们发现溪鳟被引入内华达山脉的寒冷,缺乏营养的高山湖之后,性成熟推迟了,但是寿命足足翻了两倍。法国著名生物学家查尔斯·布朗-塞卡德就在1889年向巴黎生物学协会报告说,自从他把狗和豚鼠的睾丸提取物注射到自己身体里以后,他感到自己体力充沛,精神焕发。不久以后,全世界的外科医生都开始着手给患者植入山羊,猴子甚至囚犯的睾丸。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手术的价值。

    得益于技术的进步,今天的学者们抛弃了之前对性和死亡主观粗暴的认识,得以以更加微观的视角来解释性和死亡之间的关系。

    伦敦大学生物化学家尼克·莱恩(Nick Lane)表示,所有的衰老基因(gerontogenes)都有一个奇怪的特征,那就是一旦突变,后果全都是延长寿命,而非缩短。后来学者发现,其实这些基因控制的根本就不是衰老,而是性成熟。动物如果想发育到性成熟,需要摄入大量的营养,但是当营养不足的时候,最好的策略就是暂缓发育,等营养足够之后再说(还记得溪鳟的例子吗)。这意味着,当营养充足的时候,身体里一个象征着丰饶的生化信号就会通知细胞们:“小的们,现在食物大大滴有!交配的时候到啦!”这个象征着丰饶的生化信号其实是胰岛素,当营养充足时,这些胰岛素类激素就会发挥作用,上演一系列发育变化,为性做好准备。当营养匮乏的时候,通路就会陷入沉寂,性发育推迟,生命就会“暂停”。长时间的饥肠辘辘会延长动物的寿命,但是相应的代价却是不孕不育(这就是为啥糖尿病伴随的胰岛素紊乱往往伴随着不孕不育)。

    另外,如果我们回顾生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死亡和性在很久以前就纠缠在一起了。

    三十亿年前的地球,天空还是一片朦胧的红色,空气中几乎没有氧,要想等到微生物们把天空变成蓝色,还需要好几亿年的时间。尽管当时地球上还没有飞鸟走兽,但是生命之间的殊死搏杀却已经在微观的层面上开始了。

    噬菌体是一种病毒,专门感染细菌,在现代海洋中,它们的数量要比细菌高出两个数量级。这些阴险狡诈的噬菌体会用自己仅有的一点基因来编码一些毒素用以杀死宿主细菌,然后又产生一种抗毒素来确保细菌不会被毒死。毒素本身是长效的,但是抗毒素却却是短效的,所以噬菌体就用这种方式绑架了它感染的细菌。就好像一个人一边喂你吃长效性的毒药,一边给你喂短效性的解药,如果你把他赶走,你就会被毒死。细菌为了对付噬菌体,就把抗毒基因整合到自己身体里获得抗毒性,而噬菌体却不依不饶地演化出更先进的毒素反制,双方就这么互相抬杠,开始了一场数十亿年的军备竞赛。学者推测,正是这场军备竞赛缔造出了胱天蛋白酶(caspase enzyme)家族。这种“死亡蛋白”会在细胞内形成连锁反应,把细胞从内部“切开”,就好像是细胞的自毁程序。一旦细菌感到形势不对,族群面临团灭威胁时。族群里最优质的细胞就会发育成顽强的孢子,而剩下的个体则纷纷启动自毁程序,以鱼死网破的方式将一切归零重来。等危机过后,孢子再重新萌发,make it great again。这一切就好比人类社会在各种危机下面临崩溃,一小撮人类精英藏进地下掩体,剩下的人毁灭一切集体自杀,等时机成熟之后精英们再从掩体出来重新建设。

    然而,这种细胞的自毁行为,正是衰老以及死亡的本质。

    今天绝大多数动物包括我们人类在内,体内复杂的真核细胞实际上是两种细胞的融合,宿主细胞,以及线粒体。但今天非常多的学者坚信,我们体细胞里的线粒体其实在大约17亿年前是一种在外部环境里独自生活的细菌。当它们被宿主细胞吞噬后并没有被消化,反而与宿主细胞成为了好搭档。线粒体从宿主那摄取营养,宿主又从线粒体那获得能量。线粒体就好像给宿主细胞安上了一台大功率发动机,从此生命的演进一日千里。

    要命的是,线粒体被引入宿主细胞之前也是一种细菌,它的基因里也存留着细胞用以自我毁灭的“死亡蛋白”——胱天蛋白酶。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死亡蛋白”并没有直接将生命推向毁灭,反而使得生命开始了复杂化的进程。一个人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除生殖细胞外)基因都是相同的。但即使是基因相同的细胞,也会在不同的环境下发育成不同的样子,这种现象被成为细胞分化。同样基因的细胞分化成不同种类的细胞,而这些不同种类的细胞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司其职,让它们所属的复杂生命体(比如正在读此文的你)得以正常运转。多亏了“死亡蛋白”,这一切才成为可能,那些不顾集体安排自行其是的细胞会被胱天蛋白酶执行死刑,从我们的身体里被消灭掉。胱天蛋白酶正是这样冷酷地消灭我们身体里各种不服的“刺头”,维护着我们身体得以正常运行的秩序。我们的身体也正是建立在这种细胞再生和细胞死亡的平衡之上,但是由于某种我们目前还不明确的原因(一种观点认为是多效性基因的效应),这种平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渐渐打破,如果最终“生”压倒了“死”,癌症就会出现,细胞将以疯狂的增殖毁灭一切,如果“死”压倒了“生”,细胞会被胱天蛋白酶超量地杀死,我们的身体会渐渐凋零枯萎,像神经元细胞那样的特化细胞一旦被杀死就再也没有了,我们会在凛冽的岁月中逐渐地失去自我,最后死亡。

    这一切正如侦探小说最终指认凶手时会让人大吃一惊一样。当初那慷概地赋予我们能量,陪我们走过十几亿年的光阴,帮助我们演化成智慧生命的大功臣和好朋友,甚至可以说缔造了我们并且依然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体里的线粒体,其实就是死亡骑士本人。

    在十几亿年前的浩瀚汪洋中,生命通过“性”高效率地积累起各种增强适应性的创新,开始了生命复杂化的进程。“死亡”又随之降临,确保复杂化的生命得以正常的维持。生命的世界从几十亿年前的一片混沌,到今天这般绚丽缤纷,“性”和“死亡”缺一不可。

    “性”和“死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地球还是一片洪荒时,造物主面无表情地将它弹向空中,十几亿年过去了,那枚硬币却依然在空中久久回转……

    总有一天,我也会离开这个世界。

    在我生命尽头的白光之中,死亡骑士走到我身后问:“后悔吗?”

    我转过头回望他身后的那个美丽世界,看着漫山遍野的鲜花,看着采蜜授粉的蜜蜂,看着追逐嬉戏的角马,看着绚烂开屏的孔雀,看着温情相伴的天鹅,看着月下叫春的猫儿,看着产房里大汗淋漓的母亲,看着产房外欣喜若狂的父亲,看着我们的子孙相识相恋,看着他们的爱情创造未来。

    我回答:“不后悔,谢谢你。”

    后记:

    一年前,我翻看过一部荣获多项国际大奖的科普漫画:《万物:创世》。我看到书里在回顾生命的发展历程时写了一句话:“性和死亡出现了”,当时我并没有没搞清楚那句话的深意,后来在阅读了各种书籍和文献后才明白,那句话真的是意味深长。

    河森堡的Live——我在国博这五年

    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袁硕

    这是照着肖像画的风格给自己P的一张图片,想给自己找点文物的感觉,笑。

    河森堡的live---血战埃博拉

    “你知道那玩意最可怕的一点在哪吗?”

    “不知道。”

    “那玩意能把人杀死两次。”

    1980年1月中旬,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内罗毕医院的门口,一个身影颤抖着迈下出租车,捂着脸摇摇晃晃地向医院的分诊台走去。他的衬衣和裤子被鲜血浸染得一片殷红,每走一步都会在地板上留下“滴滴答答”的血迹。那个男人站在分诊台前,哆嗦着把捂住脸部的纸巾拿开,值班护士的心头顿时一凛。再勇敢的人看见那张脸都会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那是一张青黑色的脸,皮肤下边的结缔组织已经被某些奇怪的玩意溶解了,使得那个男人的脸好像随时要从骨头上滑落一样。殷红的双眼流着血泪,鼻血漫过嘴巴的时候会“噗噗”地吹起血泡。这个浑身是血的男人已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只能对护士的引导做出僵尸般的反应。护士让他坐在门诊部的长椅上,并且告诉他医生马上就来。这个护士不知道的是,她当时正在和一个“死人”说话。一切都是枉然,那个男人在椅子上突然失去了平衡,脊椎塌了下来,头撞在自己的膝盖上。一阵痉挛般的呻吟之后,他的嘴里刹时狂呕出巨量的黑血,然后整个人一头栽在地上抽搐起来。只听“嘶啦”一声,那个男人的肠子被撕开了,液化的内脏从肛门喷射而出。他就这样泡在了自己温暖的内脏中,与此同时,他身体里的那些玩意顺着他的体液四散而出,狂欢着寻找它们的下一个宿主……

    这个惨死在医院门诊大厅里的男人是一个法国工人,曾经就职于肯尼亚山区的一家制糖厂。此人平时不善交际,朋友不多,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喜欢研究一些飞鸟走兽。1980年的元旦,他约上了一个朋友到山区雨林深处的一个洞穴探险。不得不说,那是个非常奇怪的山洞,不仅入口位于野兽出没的密林深处,那个洞里边也处处透着一股子诡异。洞顶倒挂着无数面目狰狞的蝙蝠,地面堆满了各种动物的屎,屎里还藏着可怖的怪虫子,它们一旦嗅到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就会顺着裤腿钻进裤裆里蛰人的屁股。有学者认为,那个山洞其实是个象造山洞,大象需要补充矿物质,所以就用象牙铲下岩壁上的石头,把石头嚼成渣子再咽下去,那个巨大幽深的山洞有可能就是象群成千上万年来用长牙铲出来的。在各种环境因素的作用下,洞里的地形变得异常复杂,甚至还有小象失足摔死在洞里风干成了木乃伊……我们并不确定问题是否出在那个可疑的山洞里,总之在山洞探险后的第七天,那个法国工人病了。

    确切来说,是有某种奇怪的玩意开始在那个法国工人的身体里繁殖。工人先是感到眼珠子后边疼,然后这种疼开始在颅腔里盘旋。他的背也剧烈地疼痛起来,呕吐和高烧接踵而至。除此之外,他失去了所有的表情,好像他的脸已经不听他使唤了。耷拉着的眼皮下边是几乎要爆出的眼珠子,皮肤上满是红斑。他就那么躺在那,变成了一副僵尸的模样。当地私立医院里的医生完全搞不清状况他到底怎么了,给他注射了抗生素,可是屁用没有。医生表示,他必须去内罗毕医院,那是肯尼亚最好的私立医院。

    在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航班上,那个法国工人的病情迅速恶化。他的整个头部变成了青黑色,嘴唇上沾满了红色粘液,同时他还难以自抑的狂呕,似乎要把晕机袋吐穿一样,吐出的东西看起来像沥青,黑色,粘稠。这说明他体内正在发生着非常恐怖的事情。按照后来美国军方传染病专家的说法,这个法国工人的病情已经到了“极度扩张”的阶段。他体内的那玩意正试图把那个法国工人的血肉转换成它们自己,而这一点是通过液化它们的宿主来实现的。其症状就是患者全身性的大出血,几乎身上所有的孔洞都在飙血。在这个阶段,患者的肠子会因为失去供血而坏死成黑色,不过不用担心,大脑已经感觉不到什么疼痛了,因为大脑也已经开始液化,那些控制高级意识的脑部区域业已被摧毁。患者一生的过往和回忆,包括自己的名字,生日,家庭住址,爱人的情话,父母的模样等等都已经被抹去,当然一同被抹去的还有他的性格和理智,可以这么说,那个法国工人在人格上已经死了,只有脑干深处那些控制着生命最基础行为的区域还在支配着机舱里的那具“血尸”。一个恶魔正微笑地坐着那架航班,脚踏东非万里苍穹,直扑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且让我们把镜头重新转向内罗毕医院门诊楼,金属嘶鸣般的画外音森然响起。医院里一位名叫穆索凯的医生立即对那个倒在血泊之中的法国工人展开了抢救。医生扒开患者的眼皮,发现双眼已经被鲜血淹没了,扩散的瞳孔意味着严重的脑损伤。医生用自己没有防护的手指伸进患者的口腔,清理粘液和黑血以便插入喉镜。就在医生低头观察气管的位置时,那具“血尸”突然颤抖起来,喷呕出滚烫的黑血,医生的制服上,脸上,眼睛里被溅的到处都是。幽冥之中,时间静止了,一个浑身浴血的恶魔从患者的身体中悠然而出。它俯下身,妩媚地搂住穆索凯医生的脖子,张开它那血腥恶臭的烂嘴,和医生进行了一次深情的舌吻……

    挂钟的秒针恢复了跳动,穆索凯医生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已经处于何等恐怖的险境之中,他满头大汗地抢救着他的患者,而有些玩意,已经开始在他的身体里繁殖起来。

    中国有句古话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对于穆索凯医生来说,“病来如天塌”更恰当一些。没几天的功夫,高烧,内出血,剧烈的疼痛犹如海啸般汹涌而来,医生仿佛是在剧痛的海洋里沉浮翻滚。诡异的是,穆索凯医生的表情极为平静,看不出任何痛苦,因为他的脸已经不听使唤了,就像一层死皮耷拉在骨头上。穆索凯医生的同事立即给他进行了手术,发现他的肝脏由于不明原因肿胀起来,而且血液完全失去了凝结能力,明胶海绵都无法阻止他出血。最后在手术台上,穆索凯医生的鲜血竟然漫到了其他医生的胳膊肘。他的同事们惊恐之下怀疑穆索凯医生感染了一种罕见的病毒,于是提取了他的血清送到了南非国家病毒学研究所。没多久,南非方面的检测结果出来了:“马尔堡病毒。”

    通常来说,生物安全实验室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实验室里处理的病原体是那些对成年人几乎无法造成危害的“小清新”,比如枯草杆菌,大肠杆菌,水痘等。实验人员只要记得带上手套和面部防护即可,试验台是开放的,有的实验室甚至不会和大众隔离。

    二级实验室处理的病原体对人员和环境具有潜在危险。这些病原体会对人类造成轻微疾病,不过它们也搞不出什么大麻烦。腮腺炎病毒,麻疹病毒就是典型的例子。二级实验室对公众隔绝,只有实验人员可以出入。

    三级实验室处理的病原体会以气溶胶(飞沫)的形式扩散,并且以“吸入”的方式感染人体导致致命的疾病,这些疾病虽然在今天已经有治疗方法,但是仍然不能掉以轻心。曾经被731细菌部队用作生物武器的炭疽杆菌和之前搞得全世界人心惶惶的SARS冠状病毒就属于第三级。处理这些病原体需要在特制的通风柜里进行,而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专业实验人员也需要提前接受针对病原体的特种培训。

    最高防护实验室被称为四级生物安全水平实验室。在迎击无形恶魔的战场上,四级实验室就是沙砾与弹片横飞的战壕。在这里,人类最精锐的微生物学家们与自然界最致命的恶魔贴身肉搏,咆哮厮杀。四级安全实验室里的病原体不仅极度致命,而且人类对它们所知甚少。它们往往会以飞沫为载体游离在空气中寻找宿主,一旦感染,没有任何治疗方式。四级实验室需要与附近区域内的其他建筑物完全隔离,并且在实验室内部启动空气负压设备,使得实验室的气压始终低于外界,严防病原体随着空气散逸到室外。实验人员全部都受过严格训练,并且穿戴全封闭防护服,这种防护服装有接口,由实验室独立的供氧系统向防护服内部输送空气,每个实验人员身后都会拉着一条长长的输气管,就好像在深海作业一样。这么繁琐的设计就是为了确保实验人员和病原体绝对隔离。在离开实验室的时候,实验人员会被化学药品和紫外线的反复消毒,确保将防护服上所有可能存在的病原体轰杀至渣,因为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哪怕发生了一丁点泄露,都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态浩劫。(下图为建成于武汉的中国第一间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马尔堡病毒就属于需要在四级生物实验室里处理的极度危险病原体。这种病毒属于丝状病毒科下的一个属,尽管它的源头在非洲,但是人们依然按照病毒命名的惯例,用它在1967年第一次爆发的地区地名“德国马尔堡”作为它的名字。这篇文章的读者们除了专业人士以外,通常不会明白“丝状病毒”这四个字是多么恐怖的一种存在。按照美国微生物学家的话说,当他们在显微镜下看到丝状病毒的时候,尿都被吓出来了。这是因为能把人液化的马尔堡病毒仅仅是丝状病毒科下三个属中的一个,甚至还算是比较温和的一个。1976年,在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埃博拉河流域,另外一个丝状恶魔浑身浴血,破茧而出,它那张狰狞凄绝的脸终于让人类回想起一度被丝状病毒所支配的恐惧,以及那份被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屈辱……

    1976年7月6日,苏丹南部,一个名叫YuG的男人七窍流血地死在了自家的吊床上,他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确诊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他死后,尸体被抬到草丛中,埋在乱石之下。后来无数欧美的记者,医生,病毒学家,都特意前来凭吊。那些人类精英们站在杂草中那座浅浅的小坟前,思考生命的本质,人类的命运等一系列浩大的哲学问题。

    YuG死后没多久,他生前接触过的一些同事开始浑身流血,其中一个人很快血崩而死。要命的是,这个人生性多情,有好几个情人。埃博拉病毒埋身在粘稠的精液中,迅速占据一个个新的宿主。而新的宿主又会成为下一个核心向四周辐射病毒。就这样,埃博拉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扫荡了苏丹南部。按照常理来说,医疗卫生机构应该是阻隔传染病的屏障,可是当地小小的镇医院想要挡住血魔埃博拉的入侵,就好像试图用一张餐巾纸挡住反坦克炮,那个镇医院在血魔的攻势之下顷刻间灰飞烟灭。埃博拉通过被污染的针头四处传播,在病房里以排为单位(住院时左右两排)残忍地虐杀患者和医护人员。马尔堡病毒可以把人杀死两次,人格上杀一次,肉体上再杀一次。埃博拉也行,仅仅把人类化作血泥已经不能满足血魔的恶趣味了,它要先慢慢地玩弄患者,侮辱他们,戏耍他们,夺走他们所有的尊严,再给他们一个痛苦万状的死。医生们发现,这种病会极大程度上地损伤脑组织,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患者,精神错乱,人格解体,有的患者会像狂犬病病发一样狂暴不已。还有的患者甚至会脱光自己的衣服,光着屁股冲上大街,浑身淌血地在大街上徘徊游荡,犹如僵尸一样。眼看着病床上的患者们一个一个地化作血泥,幸存的医生们被吓疯了,扔下自己的患者和被感染的同事,不顾一切地逃进了雨林深处……

    人们并不是非常清楚苏丹南部的那次疫情是如何消散的,或许是因为医生们临阵脱逃让血魔意兴阑珊,但更有可能是因为埃博拉操之过急,它杀人的速度太快了,没有给自己的扩散留下足够多的时间。总之病毒学家可以肯定,那个恶魔依然还在苏丹南部的热带雨林里,寄身于某个不知名的宿主体内循环复制着自己,直到机会合适的时候再度现身。

    恐怖的是,在埃博拉家族中,埃博拉苏丹亚型并不是最致命的,仅仅两个月后,一种更致命的亚型出现在扎伊尔境内的埃博拉河流域。曾经有研究人员感慨过,埃博拉扎伊尔亚型仿佛是某种对人类怀有刻骨仇恨的超自然力量精心设计出来的,这种亚型的致死率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90%。而且扎伊尔埃博拉神龙见首不见尾,一直到今天,病毒学家还没有追查到这种亚型的第一起人类感染病例。也就是说,这种病,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地就那么凭空出现了,我们甚至连它是如何开始的都不知道。正如在恐怖片里鬼魂总是会在主角照镜子的时候现身,埃博拉也最喜欢在本该安全的医院里登场。在扎伊尔内陆的一间教会医院里,护士们正在准备给疟疾患者打针。扎伊尔埃博拉抓住了这次机会,通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头以连锁闪电般的速度在医院里四处传播。血魔先是杀光了医院里所有打过针的患者,再飞扑向医院附近的55个村庄,把村民们一个个地虐杀。同时,医院里绝大多数护士也被血魔生吞活剥,那些年轻靓丽的姑娘们被化作一摊滩血泥,紧接着就是教会里的修女……那座小小的教会医院里,血魔的咆哮直冲云霄,散落在地的《圣经》被信徒们液化的内脏染成一片殷红……

    埃博拉是一种泛噬性病毒,它会猛烈地攻击人体除骨骼肌和骨骼以外的所有组织。病毒会以极为恐怖的效率把人体转换成自己。血液会在病毒的作用下越来越粘稠并且附着在血管壁上阻塞血流。大脑,肺部,肝脏,肾脏,大小肠,都因为失去供血而崩溃。最糟糕的是,病毒攻击结缔组织的时候格外凶狠,它毫不留情地吞噬支撑人体的胶原蛋白,以此实现对人体的液化。随着血崩的加剧,连人的唾腺都会出血,患者甚至可能会就着满嘴的鲜血不小心咽下自己烂掉的舌头,据说舌头表皮脱落时的疼痛就好像用舌头舔电熨斗。血块和坏死的组织堵死了肾脏,尿会倒灌回循环系统。男人的睾丸会肿胀成紫青色,乳头也会开始流血。接下来,最精妙的一个环节来了,扎伊尔埃博拉病毒会在非常恰当的时机摧毁人的大脑,患者在死前会爆发严重痉挛,流着血泪的双眼翻白,双手和双脚疯狂地挥打,这么做会使得患者将含有高浓度病毒的体液甩的到处都是,加大感染其他宿主的概率。有一位修女死后,她的病房里,地板上,墙上,家具上,全部都被甩满了森森血迹。被扎伊尔埃博拉感染的宿主,会一直被高烧煎熬,当患者死后,尸体会迅速化为血泥,对于可怜的患者而言,留下一具全尸都是往往都是奢求。埃博拉对人体的摧残会给目击这一过程的人造成永久性的精神刺激。有些赴非洲支援的医生被地狱般的惨状吓得精神崩溃转身逃跑,他们大哭着狂奔进来时乘坐的飞机里,无论如何都不愿再离开机舱。美国还曾经有一位微生物学家,常年在野外进行考察,致力于追踪自然界中的致命病毒。这个美国学者是个大大咧咧无所畏惧的人,在野外他会拿锅煮食蛇和癞蛤蟆,逮住豚鼠就先闷死,然后开膛破肚烤食内脏,见到白蚁就一把抓起来放进嘴里像吃坚果一样大嚼,甚至一些土著人用口水发酵的香蕉酒他也毫不介意,拎起来就喝。可就这么心大的一个人,仅仅是因为看到实验室拍摄到的埃博拉病毒照片,就被吓得呆傻在原地。因为他作为微生物学家,太清楚埃博拉是个什么概念了。

    埃博拉病毒尤为可怕诡异的一点在于它“非生非死,脚踏阴阳两界。”在包膜和蛋白质构成的微小囊状物里,埃博拉病毒仅仅有一条RNA链,这种分子被认为是最古老最原始的生命编码机制,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地球历史的早期。因此,有些生物学家认为应该把埃博拉病毒视作“生物”,但是还有的学者持相反观点,他们表示,严格来说,埃博拉并没有“活着”,不能算“生物”,因为当病毒处于细胞结构之外的时候,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它们是静止的,没有生命的,甚至可以结成晶体。但是当它们被吸附进细胞结构里之后,它们会立即获得“生命”,并且直接把宿主细胞当作复制自己的原料,然后将其粉碎。这些特质使得埃博拉病毒处于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一个灰色地带,是埃博拉最难对付的原因之一,因为你很难“杀死”没有生命的它,但是它却可以轻易地杀死有生命的你。

    通常来说,一种病毒不会杀死自己的自然宿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血魔埃博拉第一次降临人间时科学家就断定,埃博拉病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在热带雨林的深处,一定存在着某种动物携带埃博拉病毒但是不会发病,它们是埃博拉病毒的源头。直到几十年后的2005年,人类付出了无量鲜血的代价之后,科学家们才在几种非洲果蝠的体内发现了埃博拉病毒的RNA及抗体。虽然人们看到了一线曙光,但是我们在果蝠体内只发现了埃博拉五种亚型中的两种(扎伊尔亚型,莱斯顿亚型)。另外三种亚型(苏丹亚型,塔伊森林亚型,本迪布焦亚型)的源头在哪里我们仍然不甚明了。可以说,那线曙光仅仅照亮了魔鬼的小半张脸,另外半张鬼脸依然隐匿在黑暗之中,伴随着凄凉惨绝的哭声,吐纳着如烟似雾的亡魂。

    2013年底,西非。埃博拉再一次喋血万里,呼啸而来。血魔一个响指,西非三国(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顷刻间卷起漫天的血海,堆起入云的尸山。这是埃博拉疫情自1976年首次出现以来,规模最大,致命性最强,传播面积最广的一次爆发,被视为现代社会最严重的一次公共卫生安全危机。要命的是,每天全世界有无数架飞机往来于西非和世界各国之间,理论上,来自热带雨林深处的致命病毒可以在24小时之内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而且即使最顶尖的微生物学家也很难预判病毒的变异方向,如果任其发展,一旦埃博拉变异出可以在自然状态下通过空气传播的特质,那么不仅西非人民将面临灭顶之灾,全人类都将遭逢空前浩劫(事实上,埃博拉莱斯顿亚型就已经可以在室内通过飞沫在猴子之间传播了)。人们会融化在卢浮宫的展厅里,融化在唐宁街的转角边,融化在纽约大都会的观景台,融化在故宫博物院的太和殿,融化在东京国际机场的卫生间,融化在香港金融中心的转门里……总之,用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卡尔·约翰逊的话说,“这种病毒有能力按比例减少全球人口,也许30%,也许90%......”

    2014年9月中旬,距离核心疫区一万两千五百公里之遥的一间医院里,雪片般的请战书堆满了院领导的办公桌。

    “这是我去西非疫区的请战书,请组织批准!”

    “你对这次援助行动的危险性有心理准备吗?”

    “老子要他妈把恶魔的母巢夷为平地!!!”

    ……

    2014年11月上旬的一天,塞拉利昂首都佛里敦,阳光刺眼而肃杀。一只苍蝇落在一个人的眼球上,猥琐地搓动着自己毛茸茸的前爪。那只流着血泪的眼睛并没有对苍蝇的骚扰做出任何回应,因为眼睛的主人已经成为了蛆虫滋生的肉床。无数具这样的尸体散发着恶臭,铺满了佛里敦的大街。热气蒸腾之下,只见血魔埃博拉从一具女尸中炸裂而起,不同的是,这次血魔或许是因为在西非三国收割了太多的人命,利爪较之以往要更长更利。血魔低头看向脚边,一个小女孩正虚弱地躺在地上抽泣,她的母亲刚刚死于埃博拉,她的父亲也已杳无音讯,只有小女孩用着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丝力气,含泪看着这个倾斜而血红的世界。对于这种送上门来的点心,血魔从不矜持,它一把揪起小女孩的头发送到嘴边,滑腻的血舌如蜈蚣般钻出,放肆地舔起女孩的脸。就在女孩颤抖的哭声就要息止之际,一只大手突然从背后按住了血魔的肩膀。血魔一愣,转过头,只见一只巨掌挂着风声呼啸而来,正平削在它的下巴上。街道上传来钢鞭空挥时的炸响,受惊的鸟儿凄鸣着飞向天际。血魔数不清自己在空中转了几圈,最后才像垃圾桶一样滚倒在地。它捂滚烫的脸拧身一跃,跳将起来,回身看去,只见一人带着口罩手套,身穿白色防护服站在一片光明里。那个人把瑟瑟发抖的小女孩挡在身后,阳光反射在他的护目镜上,看不清他的脸。血魔呲出又小又尖的黑牙,露出挑衅的神情,仿佛在问:“来者何人?”那人似乎也看懂了血魔的意思,他在胸前把拳头捏的咔咔直响,朗声道:“中国人民解放军。”

    2014年9月14,北京302医院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下达的命令,组建援助非洲医疗队,远征佛里敦。医院迅速集结人员物资,万里奔袭,直扑疫区。不得不说,在人类文明迎战埃博拉的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再次爆发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组织动员能力。从总后勤部的一纸命令放在院领导的办公桌上开始掐表计时,到12554公里之外的佛里敦,一个连自来水都无法正常供给的城市中凭空出现一座可以抗击“四级生物危害病原体”的传染病医院,仅仅用了10天的时间。塞拉利昂拥有600万人口,但是全国注册医生只有区区136人,整个首都的救护车加起来只有6辆,还没有北京的一家普通医院多。在迎战埃博拉的援助行动中,中方连续空降了无以计数的援助物资和1200多名医护人员,对当地人员完成了12000多人次的公共卫生培训。中国共产党凭着自己强横的组织动员能力,几乎在西非直接空降了整个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身法之快让血魔暗吃一惊,埃博拉一向对自己的速度颇有自信,可是这次竟然在身法上先吃一亏,这让它恼羞成怒,甩出镰刀般的血爪,平贴着地面飞扑而来。“咔嚓”一声,那是膝盖顶碎面骨的声音。解放军腾空一膝盖正迎在血魔的脸上,黑血“噗”地喷满路旁的矮窗,埃博拉像个门板一样轰然倒地。

    为了应对这次疫情,302医院的专家们特意为埃博拉准备了10倍浓度的含氯消毒液。再顽强的病原体碰上这玩意也只有灰飞烟灭的份。在传染病医院里,医生们一丝不苟地用消毒液围堵歼灭着病原体,绝不给恶魔任何可乘之机。

    一击得手,百击追至,解放军战士就像开球门球一样爆踢倒地血魔的脸。埃博拉尖叫着挥起利爪反击,战士双手一拧,“咯嘣”一声,血魔断裂的臂骨从皮里插了出来,它的嗓子眼里炸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医疗队的医生们特意设置了疫区焚化炉,所有可能被埃博拉病毒污染的医疗垃圾全部被集中焚毁。900多度的高温足以让一米以外的防护面罩扭曲变形,但是执勤医生们依然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顶着西非35度的高温,将医疗垃圾推入焚化炉,就好像把恶魔推入烈火熊熊的地狱一般。

    血魔气喘吁吁地站起来,怒目圆睁,深吸一口气,发出血洗修道院时的冲天怒号。只听“嗝”的一声,怒号戛然而止。解放军战士一记反手刀横贯进血魔的脖子里,紧接着中段鞭腿就像炮弹一样炸响在血魔的软腹,路旁的窗户框上被应声震起一层浮土。血魔又以刚才同样的方式平贴着地面飞了回去,在地上搓起漫天的沙尘。

    这次中国人民解放军赴非医疗援助团,不仅在中方的医院中收治了最多的患者,还对当地连口罩都不会戴手都不会洗的医护团队进行了全面培训。这使得在与血魔搏斗的过程中,当地的民众可以自发地组织起来保护自己,为西非当地国家建立了一支永驻的医疗卫生队伍。

    血魔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浑身止不住地哆嗦,它望向解放军的方向,只见越来越多的人,当地民众,各国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纷纷出现在解放军战士的身旁,在小女孩前面形成了一栋伟岸的人墙。

    败局已定,血魔埃博拉沉吟一声,缓缓后退,一瘸一拐地消失在一片阴影里……

    风拂动树枝,在街道上洒下一片林荫,解放军战士蹲下身,默默地把小女孩抱在怀里,几个月来,西非的阳光第一次让人感到的不是酷烈,而是温暖。

    这次中国人民解放军援非医疗队的行动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医护人员在临时搭建的医院里,与埃博拉短兵相接贴身肉搏。最终实现了中塞双方医护人员零感染,留观患者之间零感染的完胜战绩。密不透风的闪避和格挡,没有让疯狂的血魔抓住一丝破绽。力沉千钧的的进攻和突破,让原本无敌的埃博拉溃不成军。

    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血魔埃博拉并没有被彻底消灭,它只是回到了热带雨林的深处,伺机反扑,一雪前耻。但是无论何时,在遥远的东亚,都会有一股力量面向非洲守望。只要血魔再敢肆虐人间,那股力量就会光芒万丈,凌空而来,那只大手也会再度从身后按住血魔的肩膀。

    “中非是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好兄弟、好朋友、好伙伴。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会忘记,每当中国人民遇到困难时,非洲人民都会及时伸出援手,给予支持和帮助。”

    ——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援非医疗队全体指战员,以及奋战在抗击埃博拉第一线的各国医护人员和研究人员致以崇高敬意。

    你们是人类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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