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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见的手—政府在中国工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五)|文一

    2017年3月12日 来源: 风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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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若一句话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终于找到了引爆工业革命的“秘诀”——即国家主导下市场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原理,它贯穿于所有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政府是这一历程中关键的引领者,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作用。作者在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深入分析,从人类工业革命历史的角度将其背后机制为读者娓娓道来。

    前文参见

    ⊙看得见的手——政府在中国工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一)| 文一

    ⊙看得见的手——政府在中国工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二)| 文一

    ⊙看得见的手——政府在中国工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三)| 文一

    ⊙ 看得见的手——政府在中国工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四)| 文一

    邓小平改革的原则

    1970年代末,在反思了极左意识形态、闭关锁国、空谈误国、物质匮乏和缺乏“按劳分配”激励机制所导致的低效率和一系列社会思潮混乱之后,新上台的邓小平为他的经济改革提出了几条基本原则:缺乏市场元素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缺乏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市场经济便不可能强大和繁荣并被大众共享。而在中国,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基层行政网络应该可以成为市场经济的支撑力量。

    邓小平改革的惊人之处在于他并不知道,其实现代西方经济学根本没有形成任何能使落后农业国有效实现工业化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1]。

    这一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从萨穆尔森开始建立的当代经济学理论,是工业革命完成后的福利时代的产物和一批应用数学家的智力游戏,其基本假设为了适合数学分析而严重脱离现实世界、脱离英国工业革命和欧洲列强崛起的历史。

    而且还在于即便是当代那些博学的经济史学家们,也没有搞清楚历史上工业革命产生的机制,比如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18世纪末的英国,而不是欧洲的其他地方,或市场机制和私有产权保护都更好的中国,以及棉纺技术高度发达而且盛产棉花(19世纪全球制造业最为珍贵的原材料)的印度。因而无法告诉落后国家如何复制工业革命[2]。

    以此对应,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却是由黑板上训练出来的几个哈佛顶级经济学家和俄罗斯一批崇拜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既不懂政治又不懂历史的激进年轻人主导的。他们从西方教科书出发,坚信“一切资源私有化、一切皆靠市场机制、金融资本自由跨境流通、政府全面退出经济活动”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崛起的秘密,因此也一定能为俄罗斯带来美国一样的经济繁荣、科技实力和主宰全球的金融力量。

    他们主动弱化政府、国企、国家研究机构和公费教育医疗体制,放弃产业政策。他们认为西方当年崛起靠的是“民主、自由、法治、博爱”。他们认为市场万能,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只应强调企业家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

    他们认为那种毫无约束的、为了多获得1%的利润和回报就愿意置国家利益和公共道德于不顾、铤而走险的所谓“企业家精神”能够自动为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科技创新和技术革命,而不是“大头奶粉”、“苏丹红”、寡头垄断、房地产泡沫、金融诈骗和资金出逃。

    他们认为是随心所欲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而不是历代英国皇室的产业政策和坚船利炮,使得英国这个边陲岛国成为日不落帝国。

    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不光所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就连明治维新以后拼命模仿欧洲殖民主义列强的军国主义日本也不是这样认为的,更不是这样实现工业化的。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资料图)

    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精辟指出的那样:“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Sven Beckert,2015)

    所以中国的成功不容易:她不仅无法依赖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做指导(因为这样的理论并不存在),而且还有很多错误的经济学理论来误导[3]。

    以下我们先简单列出邓小平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创出的“一条血路”,然后在下一节做详细描述和讨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经历了如下这些发展阶段:

    乡镇企业繁荣阶段(1978-1988)

    这个阶段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克服粮食安全问题。中国政府通过初步的农村改革(比如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包产到户)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保证了基本的粮食安全。中国政府鼓励以商业交换为目的的农业生产(commercialized farming)和发展副业以使农民初步脱贫。

    二是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地方政府通过鼓励和扶持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乡镇企业,全面启动了农村原始工业化进程。这个方面非常关键,因为它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就地导入了初级制造业,刺激了原始分工和地方性商业网络的发育,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和购买力,为大规模国内市场形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虽然这一阶段依赖的是原始技术和国企淘汰技术,它为未来新企业的涌现和壮大创造了市场条件,播下了种子。

    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1988-1998)

    全国性初级大市场和销售网络的形成引爆了真正意义上的、以规模化生产劳动密集型轻工消费品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一阶段虽然依赖国外进口技术,但大大刺激了全国性劳动力的流动和企业管理、销售、技术方面的更新,使得中国产品开始能够真正地进入国际市场、加入国际竞争。上个阶段积累的原始资金也为这些规模化大生产方式的涌现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条件。

    工业“三位一体”繁荣阶段(1998-2008)

    第一次工业革命导致的经济繁荣和产业升级提出了对能源、通讯、运输和动力工具的巨大需求,使得煤炭、电力、电信、高速公路、铁路、海运、汽车、火车等工具性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成为瓶颈。

    由于巨大的公共品性质,工业化的继续深入需要一个有为政府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和统一融资和税收来大力扶持这些基础设施产业。而融资和税收的基础则来自于前期农村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提供的巨大社会积累和储蓄。

    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2008-)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一场轻工业革命,那末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一场重工业革命。而这两场工业革命之间的连接铆钉就是以能源、交通和动力工具“三位一体”为特征的全面基础设施建设。

    “三位一体”工业化的全面铺开很自然刺激了对所有重工业产品实现规模化生产的市场需求,使得企业进入原材料产业和重化机械工业和有利可图,因而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其标志是对那些支撑大规模轻工业品的规模化生产和运输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大规模生产,这包括钢铁、水泥、机器、设备、化工产品、写字楼、现代商场、高速公路、铁路,仪器、机械设备以及所有的中间产品和部件的生产。

    通过与成功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历史进程的比较,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所遵循的发展路径正好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基本路径,符合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原理。由于道路正确,再加上后发优势和充分利用了毛泽东时期积累的正面遗产,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大大提高,以至于每10年相当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50年。

    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下半段,也就是向重化工业技术的价值链顶端的冲刺阶段,以实现高端产业链的自主生产和设计。

    一旦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便会拥有一个自主的高端工业生产体系,一个能够规模化生产所有高技术产品(其中包括满足轻、重、化、电子工业品的规模化生产所需的所有机械设备和精密仪器)的良性循环回路(a positive feedback loop)。

    这个良性循环的生产体系将非常灵活,可以对产业链终端消费者需求和全球市场变化做出快速的全局调整,这与冷战时代前苏联确立的、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获得的技术能力才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因为现代农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而且是基于区域分工和多样化农副产品精细加工的规模化大生产,对管理、检测、储存、运输、冷藏、科研投入的都有很高要求[4]。

    在西方的经济发展历史中,现代意义上的大型金融体系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主要服务于巨有漫长产业链的重化工业的集资、产业运作和升级(例如在钢和铁路时代),这刺激了大规模信贷、资产和债卷市场的形成,金融监管能力的提高和货币体系的现代化。

    中国只是在最近(即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下半段后)才开始认真着手推动金融改革,建立金融债卷市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跨国流动。这个推迟了35年的金融改革计划十分英明。

    无论是贫穷的非洲、落后的东南亚地区,还是比中国收入和技术水平都高出许多的拉美、东欧地区和俄罗斯经济改革,都是因为被教科书误导过早启动了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市场开放,导致一系列灾难性后果,葬送了好多机遇和发展成果,出现严重去工业化,自废武功。

    金融资本属于短期投机性资本,而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本是长期投资资本,因此只有国家力量和正确产业政策的干预才能够实现对金融资本的有效引导和配置,如都江堰之于洪水。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对这一点严重缺乏认识,因而对拉美国家采纳华盛顿共识以后出现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根本无力解释。

    因为这些黑板经济学理论没有看清历史上真正的现代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是在欧美国家全面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大型重化工企业和巨大产业链(比如铁路运输体系)的兴起,才推动了现代债卷和金融市场发展和建设,以及由于受到多次金融危机巨大冲击以后才不断完善和建立的相应金融监管机制。

    而落后的农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在毫无金融监管经验和所需信息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利用中小企业自留基金、民间小额贷款和国有银行体系就足以应付乡村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所需要的资金需求,而无需承担巨大的由于资本市场开放和投机性金融产品买卖导致的巨大系统性风险。

    没有启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落后国家的资金链需求和资产市场小而浅,信息渠道极其欠缺、极不对称,极其容易被发达国家受健全监管机制束缚但富有投机赌博经验的金融大鳄和跨国金融公司操纵和炒作,使其血本无归,葬送发展成果。

    巨大的投机性和套利机会本身也会把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稀缺资源,包括资金和企业家才能,过度集中到金融产业,导致真正意义上的资源错配和深度腐败。

    可以预见,一旦中国稳健的金融改革和健全、完善金融监管机制这个目标得以完成,现代化的金融、债卷、股票、期权市场得以建立,中国将有能力高质量地、全面地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全面福利社会阶段。

    西方国家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二百多年后的20世纪初期或二战结束后才普遍进入这一阶段的,当时这些国家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自己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与产业升级。福利社会阶段的特点是全面的经济福利(如健全的金融、医疗、教育服务和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和政治福利(如法制下的言论自由和公民对社会政治活动的的大规模参与)。

    只有在社会登记制度变得完善、劳动力资源变得稀缺、福利分配变得量化、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这样一个高级发展阶段,对于违法犯罪的惩罚才可能具有真正的人性化的、量化的、有效的威慑效应(比如定量地限制获得经济福利和政治福利的权利)。在这个阶段之前的任何法律体系和其执行力度都会因此带有很大的极端性、任意性和不公平性(比如滥用私刑和死刑),尤其对于社会底层百姓而言[5]。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是摆脱贫困陷阱还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是必须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重型机械工业、或精密仪器工业、或化学工业、或冶炼工业以及以此相关的农业、食品加工业和医药品工业的精细化、规模化生产和研发的良性循环和科技创新的独立自主。

    但是,要实现这一点,绝不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比如还处于小农经济作坊手工业阶段或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就开始大搞重工业建设和金融自由化,甚至大搞福利社会(尤其为了争取选票而不断向选民许诺福利),而是应该循序渐进地通过市场培育和劳动生产力提高来逐步推进产业升级,并以工业化进程来倒逼现代企业制度、行政管理体系和监管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曾经十分流行。一般是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接近完成时期才开始具备技术手段、经济实力、监管条件和国家意志去反腐,并把腐败控制在一个不危及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范围。普选民主从来不是工业化的原因和先决条件,而是工业化的结果。

    试图以大跃进或蛙跳式的发展战略跳过早期原始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和轻工业革命阶段,过早迈入重工业甚至福利国家阶段,只能会由于经济基础不牢而导致发展失序、债务危机和政局动荡。

    中国工业革命的具体模式

    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跑阶段:乡镇企业繁荣阶段

    中国式的原始工业化通过一大批集体乡镇企业的涌现而发生。在邓小平开启改革后的短短10年内,乡镇企业的数量和工业总产值,以及农民的总收入都呈现爆发时增长。乡镇企业数量增长了12倍,从150万家增加到1890万家;其生产总值增长了13.5倍,从占GDP的14%上升到46%。截止到1988年,乡镇企业创造就业岗位达1亿个左右,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增长了12倍。

    1980年,河南新乡,表彰乡镇企业的宣传车(资料图)

    由于生活基本消费品供应出现爆炸性增长,中国在80年代中期告别了长期困扰计划经济下的“短缺经济”,同时解决了粮食安全问题。8亿农民成为这个时期经济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乡镇企业这种爆炸式增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到2000年,乡镇企业的工人数超过1.28亿(不包括迁移到城市的工人),达到中国所有农村劳动力的30%。乡村工业总产值达到11.6千亿元,是1988年产值的16.5倍,1978年产值的225倍。在1978-2000年,乡村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是28%,每3年翻一番,实际总产值在这时期至少增长了66倍。这种规模和速度的持续经济增长在经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工业革命的这一初始起跑阶段,复制了英国工业革命前夕所经历过的二、三百年的乡村原始工业化阶段。

    那为什么这个原始工业化阶段没有发生在中国历史早期,即使当时具备很好的私有土地产权和土地转让的市场合约机制,比如清朝和民国时期?

    这个谜团的答案现在很清楚:在清朝和民国时期,中国没有一个充分发酵的统一国内和国际市场来支持全国性的原始劳动分工,也没有大量的市场创造者和乡村企业组织者(原始工业化的“催化剂”)。

    在这些早期的工业化尝试中,缺乏市场和市场创造者只能通过国家干预来补救。如前所述,欧洲历史上的工业化由强大的商人阶层领导,由意志坚定、军事强大、支持商业和制造业的重商主义政府支持,并由通过武装贸易和殖民主义等方式在世界市场获得的垄断利润所驱动。

    中国原始工业化与英国原始工业化有一个根本区别: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主要由商人自发地资助和组织乡村工业,他们召集农民从事合作生产,协调轻工业消费品(大多是纺织品)的生产和运输系统,管理远距离贸易和销售,并提供连续生产所需的贸易信贷和原材料。(例如,从初级“包买”制出现到大型工厂的产生)。

    因此,在欧洲很多地方,市场创造和乡村工业组织的催化剂(或“经济酶”)是商人阶层,而不是生产要素(劳动,土地,工具)的所有者。激励和资助商人阶层在包买制下从事原生工业活动的是巨大的全球市场和盈利机会,而这些是由重商主义的欧洲各国政府,特别是大英帝国,依靠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贸易为基础的贸易政策创造的。

    然而,在中国,创造国内外市场与组织乡村生产的企业家角色由中央与地方村镇政府扮演。这些政府官员是推进要素组织和生产方法的关键人物。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府在确保政治稳定与社会秩序的条件下,利用所有可能的方式发展经济。

    政府官员需要寻找新的出路,给当地人带来物质财富。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各级政府官员,展开对经济成就的激烈竞争,因而变成了动机极强的“公共商人”阶层。通过择优选拔和与相邻区域的竞争,中国涌现了新一代有能力、有经济头脑的管理者。他们通过为企业提供低税率和廉价土地,吸引外资,为当地产品做广告,参与商业交易谈判,建立分销网络等方式为地方经济创造本地、全国乃至国际市场。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Oi(1992),“1978-1988年,集体乡村工业产出的巨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创业的结果。财政改革赋予地方政府对增长收入的产权,并为地方官员追求经济发展创造了强烈的动机。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具备了商业企业的许多特征,官员则扮演了董事会的角色。”

    因此,“中国式”乡村工业化通过一大批集体乡镇企业的出现而发生。这个过程立即结束了由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经济。在1978年改革后不到5年内,中国结束了所有食品(包括猪肉)、纺织品和其他消费品的配额。

    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阶段

    如果市场每天仅仅需求1个别针,而不是40000个别针,在亚当斯密举例的别针工厂中采取劳动分工有什么好处呢?当可以获得更快、更高效的现代技术时,为什么要使用低端的过时技术呢?但是如果没有开启或完成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个“一步到位”的产业升级注定会失败。批量生产必须以市场规模为前提。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是急于采用最先进、最高效的批量生产科技使本国经济实现现代化,结果欲速则不达。

    而中国通过鼓励乡镇企业繁荣,在快速建立原生工业和商业网络、统一国内市场、通过国际贸易来不断扩大市场的10年后,它在80年代末的市场规模和深度达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引爆点。劳动密集型大型工厂开始在东部沿海人口密集并靠近出海港口的地区涌现。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舰产业也是纺织业和服装业。

    中国纱线产量在1985年为3.3万吨,到2000年增长到850万吨,在17年内增长了23倍,年均增长率为20%;棉织物产量在1985年为19亿米,到2000年增长到322亿米,17年内增长了15倍,年均增长率为17%。

    服装总产量由1985年的13亿件,增长到1996年的95亿件,年均增长率为22%。

    化纤总产量由1986年的9.48万吨,增长到2002年的99.12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6%。早在1990年,中国东部和南方已经有数千万的纺锤,完善的工业生产链和纺织制造集群。到1994-1995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6年多以前),纺锤数量达到了4千万个,中国平均每25个人就有一个纺锤。

    中国的纺织增长最初由具备规模和融资优势的大型国有纺织企业(在原始工业化过程中逐渐盈利)驱动。当私有企业通过自我投资追赶上批量生产技术时,纺织业增长随即由私有企业驱动和主导。从1990年到1997年,这些私有企业的利润年均增长23.5%。

    因此,在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从1988到1998年,纺织服装业成为中国最大的制造行业,和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在90年代早期,这个行业已拥有2.4万家企业,800万工人,出口份额占中国总出口的20%以上。在1995年,中国加入WTO的6-7年之前,中国就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服装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并在这之后一直保持着这个领先地位。

    再次,在中国工业化的每个阶段,包括纺织业主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中国政府都发挥了关键的引领和“催化剂”作用。比如在1979年,中国政府决定针对中国的纺织服装业制定特殊的产业政策,基于以下三个主要原因推进纺织和服装业的发展:

    (1)这个行业与中国具备丰富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相一致;

    (2)这个行业不要求先进技术,进入成本(包括资金)相对低;

    (3)国内和国际市场对纺织服装产品的需求巨大。

    为了促进纺织工业发展,政府推出了“六个优先”政策,在六个方面支持纺织工业,即:原材料供应、能源和动力,银行贷款,外汇,先进技术进口和交通运输。中国政府直接参与全国的棉花进口和储存,以平稳棉花的市场价格波动和满足需求。此外,中国政府指定(或设立)了如下政府机构(在中国加入WTO很早之前)以监督、规范和协助纺织服装业应对国际纺织市场的规则和竞争,每个机构具有特定功能:MOA-农业部,NDRC-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MOFCOM-商务部,SASAC-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员会,CCCT-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CNTIC-中国纺织工业协会,CPCIA-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SEPA-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其中一些机构的具体功能如下:

    原材料供应:农业部(MOA)负责关键原材料行业,包括棉花、丝绸和羊毛。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NDRC)负责原材料的进口,进口配额仍然适用。

    生产和加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CNTIC)指导纺织行业的生产和加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CNTIC)是现已解散的纺织工业部的遗留部门。它广泛的职责包括落实纺织行业的产业发展方针。

    出口配额许可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工业部监管国家纺织工业。“经济运行”局负责制定政策,并在纺织行业控制出口配额许可证体系。而商务部(MOFCOM)负责发放出口配额许可证。

    标准制定:国家质检总局(AQSIQ)是负责制定中国纺织行业技术、安全与环境保护标准的政府机构。在纺织行业,国家质检总局(AQSIQ)是标准设置的协调员。在制定标准时,它向纺织工业标准化研究所(TISI)寻求技术支持,并咨询中国纺织工业协会(CNTIC)。国家质检总局(AQSIQ)负责执行标准,提供产品和企业认证。国家质检总局(AQSIQ)还参与起草关于纺织部门行业标准化的法律与法规。

    上世纪80年代初,湖南郴州纺织女工(资料图)

    纺织工业在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发挥了支柱作用,并使得中国有巨大储蓄和外汇实力引爆90年代末的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个历程与英国工业革命极其相似,纺织业也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舰行业。因此,中国工业革命能够帮助解开英国工业革命之谜并揭示其内在经济逻辑。

    (未完待续)

    注释

    [1]、其实,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工业化奇迹和大国崛起,没有一个是在经济学家指导下实现的,而都是在有商业头脑的政治家集团领导下实现的。

    [2]、著名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Clark,2012)无可奈何地哀叹:“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3]、比如有一些经济学家反对中国政府采纳任何产业政策。但他们应该知道,世界上几乎没有100%的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任何产业、产品和服务只要具有一定的正(或负)的外部性,它们就具有一定的公共品(或污染品)属性。因此政府就可以利用政策选择性地加以扶持(或抑制)。而这就是产业政策。比如因为某些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当地就业和整体经济水平,中国的地方政府便通过招商引资来促进这类产业的引进,使当地经济和就业得到发展。各级地方政府有能力和意愿执行这样的产业政策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比如教育和出国留学可以是市场行为或作为私人产品提供,但是因为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政府可以补贴甚至将其转化为免费公共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公派出国和长江学者计划就是教育界的产业政策,而很多反对产业政策的经济学家也是这类产业政策的受惠者。

    [4]、比如,美国在1860年左右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且在1880年左右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是它在1920年左右仍然有50%的人口在农村,农业现代化要到二战前后才完成,并在1960年代才开始全面进入福利社会,1965年实现全民普选。

    [5]、对西方国家19世纪工业化过程中的腐败和脆弱的法律制度的描述,参见Ha-Joon Chang,“Kicking Away TheLadder: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和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经济史学家Mokyr指出,在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汉诺威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Mokyr,2008,p.10)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文一,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文章在2017年2月20日发于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WenYi2/2017_02_20_395040_s.shtml),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郭尖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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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长弓发源于威尔士的南部,1150年左右开始有关于它的记载。威尔士位于不列颠岛的西南部,受洋流的影响而温暖湿润,地形起伏,沟壑纵横,到处都是密林和山地草场。威尔士人就在这些山岭之间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他们剽悍好战,尤其擅长利用地形开展小股民兵的骚扰袭击。

    英国,恒久契约与乡村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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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一个重要的感受,就是其乡村之美。从我们第一次离开伦敦去牛津的布伦海姆宫,就深深感叹其迷人的乡村风光。后来从英格兰到苏格兰,途经湖区,更是无比感叹无比沉醉于这种旖旎风光。的确,英国的乡村,宁静而多姿多彩。

    区块链落地资产证券化领域京东金融首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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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 张夏楠 北京报道区块链技术的落地正在不同场景中实现。3月21日,《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从京东金融方面获悉,其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资产云工厂底层资产管理系统已正式推出。

    英国“脱欧”影响大:留英欧洲劳工“饭碗”或受威胁
    英国“脱欧”影响大:留英欧洲劳工“饭碗”或受威胁

    汇通网5月6日讯——一项调查,如果英国离开欧盟,四分之三在英国工作的欧洲劳工将无法满足英国对非欧盟工人的签证要求,并因此将丢掉饭碗,被迫离开。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根据牛津大学移民观察部门的研究,如果英国新的移民规则4月生效,无法满足劳工证要求的欧籍劳工比例将升至81%左右。

    二战德军若征服英国德国还能再多撑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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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德军当年真的在敦刻尔克彻底将英法联军都歼灭掉,在数量上就是使盟军丧失34万兵力,再进一步说,德军由于在海军上的发展不足,难以掌握制海权,所以也未必能登陆英国,必定会造成大量伤亡,先别说空军会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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