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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杰||中国国花:历史选择与现实借鉴(上)

    2017年3月12日 来源: 尔雅国学报

    摘要:我国迄今没有法定意义上的国花,历史上却有一些传统说法和既定事实。唐宋以来,牡丹、梅花雄视群芳,深受人们推崇。明清时北京地区有些牡丹景点以“国花”命名,民国初年人们多视牡丹为国花。“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人们对牡丹的国花之称出于帝制时代、意在富贵荣华等多感不满,而主张选用富含精神品格象征意义的菊、梅等。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内政、教育等部门拟议梅花为国花,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1929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通令全国以梅花为各种徽饰,客观上承认了梅花的国花地位,社会各界更是热情响应,造成梅花为国花的既定事实。深入审视上述国花有关历史,有这样几点经验和启迪值得注意:一、国花是重要的国家象征资源和民族文化符号,广大民众对此有着普遍的文化期待和知识需求,必须引起重视。二、国花是“国家大事”,以国家层面的政治决议、法律法令最为权威,是解决国花问题最理想的方式。三、牡丹、梅花双峰并峙的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民国间对牡丹、梅花前后不同的选择充分体现了两花象征意义的两极互补,两花并尊是我国国花的最佳选择。四、牡丹、梅花作为我国国花的历史值得全面尊重,牡丹、梅花是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国花,两花并尊是中华文化兼融并蓄、国家和平统一的美好象征。

    我国迄今没有法定意义上的国花,国人念及,每多遗憾。三十多年来不少热心人士奔走呼吁,也引起了社会舆论和有关方面的一定关注。此事看似简单,但“国”字当头,小事也是大事,加之牵涉历史、现实的许多方面,有些难解的传统纠葛,情况较为复杂,终是无果而终[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国花讨论和评选的情况,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专题综述和评说,请参见陈俊愉《我国国花评选前后》,《群言》1995年第2期;蓝保卿、李战军、张培生《中国选国花》,(北京)海潮出版社2001年版;林雁《中国国花评选回顾》,《现代园林》2006年第7期;温跃戈《世界国花研究》,北京林业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如今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政治局面愈益安好,世情民意通达和谐,社会、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为国花问题的解决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值得我们珍惜。

    国花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一种象征符号,大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广泛的民俗民意基础,在我们这样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人口大国,尤其如此。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我们这里主要就我国国花选择的有关史实和现象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考证,感受其中蕴含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情结,汲取对我们今天国花问题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国花的历史选择

    国花是现代民族国家一个重要的象征资源或符号标志,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国花大都属于民间约定俗成,出于正式法定的少之又少,世界大国中只有美国的国花由议会决议通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并非没有国花,至迟从晚清以来,我国民间和官方都有一些通行说法。我们从长远的视角,追溯和梳理一下我国国花有关说法的发展历史。

    (一)我国传统名花堪当“国花”之选者。

    我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有“世界园林之母”之称。我国又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有着灿烂辉煌的文明,因而历史上广受民众喜爱的花卉就特别丰富。今人有“十大传统名花”之说,分别为:梅花、牡丹、菊花、兰花、月季、杜鹃花、山茶花、荷花、桂花、中国水仙[ 陈俊愉、程绪珂主编《中国花经》第13-14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我们也曾就宋人《全芳备祖》、清康熙《广群芳谱》《古今图书集成》三书所辑内容统计过,排在前10位的观花植物依次是梅、菊、牡丹、荷、桃、兰、桂、海棠、芍药、杏[ 程杰《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阅江学刊》2014年第1期。]。古今合观,两种都入选的为梅花、牡丹、菊花、兰花、荷花、桂花6种,是我国传统名花中最重要的几种,我国国花应在其中。

    这其中最突出的无疑又是牡丹和梅花。唐代牡丹声名骤起,称“国色天香”,北宋时推为“花王”。同时,梅花的地位也在急剧飙升,称作“花魁”“百花头上”。也有称梅“国色”的,如北宋王安石《与微之同赋梅花得香字》“不御铅华知国色”、秦观《次韵朱李二君见寄》“梅已偷春成国色”,另清人陈美训《梅花》也说“独有梅花傲雪妍,天然国色占春先”。到了南宋,朱翌《题山谷姚黄梅花》诗称:“姚黄富贵江梅妙,俱是花中第一流。”同时,陆游与他的老师、诗人曾几讨论“梅与牡丹孰胜”[ 宋陆游《梅花绝句》自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钱仲联校注本。],说明当时人们心目中,牡丹与梅花的地位已高高在上,而又旗鼓相当,两者的尊卑优劣开始引起关注,成了话题。元代戏曲家马致远杂剧《踏雪寻梅》虚构诗人孟浩然与李白、贾岛、罗隐风雪赏梅,核心情节是李白、孟浩然品第牡丹、梅花优劣,李白赞赏牡丹,孟浩然则推崇梅花,各陈己见,相持不下。最后由两位后生贾岛、罗隐调和作结,达成共识:“惟牡丹与梅蕚,乃百卉之魁先,品一花之优劣,亦无高而无卑。”清朝诗人张问陶说得更为精辟些:“牡丹富贵梅清远,总是人间极品花。”[ 清张问陶《丙辰冬日寄祝蔡葛山相国九十寿》,《船山诗草》卷一三,清嘉庆二十年刻、道光二十九年增修本。]这些说法显然都不只是诗人个人的一时兴会,而是包含着社会文化积淀的历史共识。透过这种现象不难感受到,从唐宋以来,在众多传统名花中,牡丹、梅花各具特色,各极其致,备受世人推重,并踞芳国至尊地位。也正因此,成了我国国花历史选择中最受关注的两种,这是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

    (二)明清时牡丹始称国花。

    关于古时牡丹称作国花的情况,扈耕田《中国国花溯源》一文有较详细的考述[ 《民俗研究》2010年第4期。该文主要就清末牡丹钦定国花的前史进行追溯和分析,对所谓慈禧钦定之事却未及追究。],我们这里就其中要点和扈文注意不周处略作勾勒和补充。

    牡丹从盛唐开始走红,史称由武则天发起,首先在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权德舆《牡丹赋》称“京国牡丹,日月寖盛”,是“上国繁华”之盛事,刘禹锡《赏牡丹》诗称“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又有人誉为“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唐人所载此两句前后颠倒),后世浓缩为“国色天香”,都是一种顶级赞誉,与“国”字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宋初陶穀《清异录》记载,五代周世宗派使者南下接触南汉国王刘鋹,对方很是傲慢,大夸其国势,接待人员赠送茉莉花,称作“小南强”。宋灭南汉,刘鋹被押到汴京开封,见到牡丹,大为惊骇。北宋官员故意说,这叫“大北胜”,是借牡丹的丰盈华贵弹压南汉人引以自豪的茉莉,这是牡丹被明确用作一统王朝或大国气势的象征。到北宋中叶,牡丹盛于洛阳,被称作“花王”,为人们普遍认可。唐宋这些牡丹佳话,说明从牡丹进入大众视野之初,就获得人们极力推重,得到“国”字级的赞誉,奠定了崇高的地位。这可以说是牡丹作为国花历史的第一步。

    牡丹被明确称作“国花”始于明中叶。李梦阳(1473-1530)《牡丹盛开,群友来看》:“碧草春风筵席罢,何人道有国花存。”[ 明李梦阳《空同集》卷三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诗大约作于正德九年(1514),感慨开封故园牡丹的荒凉冷落,所谓“国花”即指牡丹。稍后嘉靖十九年(1540),杭州人邵经济《柳亭赏牡丹和弘兄韵》“红芳独抱春心老,绿醑旋添夜色妍。自信国花来绝代,漫凭池草得新联”[ 明邵经济《泉厓诗集》卷九,明嘉靖刻本。],也以“国花”称杭州春游所见牡丹。这都是牡丹被称作“国花”最早的诗例。必须说明的是,这时的“国花”概念,包括整个古代所谓“国花”,与我们今天所说不同,所谓“国”与人们常言的“国士”“国手”“国色”“国香”一样,都是远超群类,冠盖全国的意思,其语源即唐人“国色天香”之类,远不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象征的意义。

    明万历间,北京西郊极乐寺的“国花堂”引人瞩目。寺故址在西直门外高梁桥西,本为太监私宅,有家墓在,后舍为寺[明宋懋澄(1570-1622) 《极乐寺检藏募缘疏文》:“燕都城西有极乐寺,建自司礼暨公。”《九钥集》文集卷四,明万历刻本。司礼,明代内官有司礼监,负责宫廷礼节、内外奏章,由宦官担任,明中叶后权势极重。明嘉靖、万历间,内官有暨盛、暨禄等。明王同轨《耳谈类增》卷一○《吪諐篇·汪进士焚死极乐寺》:“寺始为贵珰宅,贵珰家墓尚在,其后舍而为寺。”明万历十一年刻本。]。据袁中道(1575—1630)《游居柿录》《西山游后记·极乐寺》记载,万历三十一年(1603),有太监在此建国花堂,种牡丹[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外集卷四《游居柿录》:“极乐寺左有国花堂,前堂以牡丹得名。记癸卯夏,一中贵(引者按:中贵指显贵的侍从宦官)造此堂,既成,招石洋(引者按:王石洋)与予饮,伶人演《白兔记》。座中中贵五六人,皆哭欲绝,遂不成欢而别。”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前集卷一五《西山游后记·极乐寺》:“寺左国花堂花已凋残,惟故畦有?隆耳。癸卯岁(引者按:万历三十一年),一中贵修此堂,甫落成,时汉阳王章甫寓焉,予偶至寺晤之。其人邀章甫饮,并邀予。予酒间偶点《白兔记》,中贵十余人皆痛哭欲绝,予大笑而走,今忽忽十四年矣。”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本。]。万历末年,寺院渐衰,清乾隆后期、嘉庆初年,寺院园林复兴,“于寺左葺国花堂三楹,绕以曲阑,前有牡丹、芍药千本”,“游人甚众”[ 法式善(1752-1813)《梧门诗话》卷四,清稿本。]。乾隆十一子、成亲王允瑆为题“国花堂”匾额。“后牡丹渐尽,又以海棠名”[清震钧(1857-1920)《天咫偶闻》卷九,清光绪甘棠精舍刻本。道光、咸丰、同治间,人们盛赞极乐寺海棠之美,多称国花堂为“国香堂”,或者一度曾因海棠名而改额“国香堂”。如宝廷《极乐寺海棠歌》:“满庭芳草丁香白,海棠几树生新碧。数点残花留树梢,脂枯粉褪无颜色。国香堂闭悄无人,花事凋零不见春。尘生禅榻窗纱旧、佛子浑如游客贫。”《偶斋诗草》内集卷五。宝廷《花时曲》其三:“海棠久属国香堂,极乐禅林石路傍。老衲逢人夸旧事,花时来往尽侯王。”《偶斋诗草》外次集卷一九,清光绪二十一年方家澍刻本。王拯《极乐寺看海棠,时花蕊甫齐也,用壁间韵》:“不见当时菡萏水,国香堂畔护签牌(往时寺门荷花极盛)。”《龙壁山房诗草》卷九,清同治桂林杨博文堂刻本。清林寿图《三月三日过国香堂饮牡丹花下》,《黄鹄山人诗初钞》卷三,清光绪六年刻本。又张之洞《(光绪)顺天府志》卷五○食货·海棠:“京师海棠盛处……西直门外法源寺大盛,花时游燕不绝,其轩额曰‘国香堂’。” 清光绪十二年刻十五年重印本。时宣德门外法源寺也以海棠盛,此称西直门外,或指极乐寺。]。1900年“庚子事变”,京城浩劫,极乐寺风光不再[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陈夔龙《五十自述,用大梁留别韵》自注:“京师极乐寺花事甚盛,自经庚子之乱,国花堂不可问矣。”《松寿堂诗钞》卷五,清宣统三年京师刻本。]。20世纪30年代中叶,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的郭则澐(1882-1947)、极乐寺主持灵云等人积极兴复,种植牡丹、芍药等,游人渐多[ 傅增湘《题龙顾山人抚国花堂图卷》,《中国公论》第3卷第4期,第138页。]。

    这一起于明代,绵延300多年的寺院牡丹名胜,虽然盛衰迭变,却给京师吏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强化了牡丹的“国花”专属之称,对民国以来“国花牡丹”的观念和说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国四年(1915),商务印书馆初版《辞源》解释“国花”一词:“一国特著之花,可以代表其国性者。如英之玫瑰、法之百合、日本之樱,皆是。我国向以牡丹为国花。北京极乐寺明代牡丹最盛,寺东有国花堂额,清成亲王所书(《天咫偶闻》)。”所说“国花”概念完全是现代的,而所举书证正是说的明清这一景观。另民国时颐和园、中央公园(后改名中山公园)等地种植、装饰牡丹,多称国花台[ 颐和园的情况见下文所论。中央公园的情况请见贾珺《旧苑新公园,城市胜林壑——从〈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析读北京中央公园》提供的统计表《中央公园1914-1938年建设内容》,张复合主编《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5)》第52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另1935年汤用彬、彭一卣、陈声聪《旧都文物略》叙中山公园:“北进神坛稷台南门,入门有国花台,遍植芍药。”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旧都文物略》第57页。所说芍药当指芍药与牡丹合植,因牡丹种植成本较高,或以形近的草本芍药代替,但国花之名当属牡丹而非芍药。],命名应都受其影响。

    同样是在北京,另一经常为人们提及的是,慈禧曾经敕定牡丹为国花,在颐和园建“国花台”。这一说法,信疑参半,扈氏文几无涉及,有必要略作考述。就笔者搜检,该说最早见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版,陈文良、魏开肇、李学文所著《北京名园趣谈》:“国花台又名牡丹台,在排云殿以东,依山垒土为层台,始建于1903年。台上遍植牡丹,慈禧自尊为老佛爷,常以富贵花王牡丹自比,因而敕定牡丹花为国花。并命管理国花的苑副白玉麟将国花台三字刻于石上。”[ 陈文良、魏开肇、李学文《北京名园趣谈》第312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版。]书名既称“趣谈”,自非严肃的史学著作,所说又未提供文献依据,或出于故老传言。首先,所说“敕定”一语措辞不当,以清政府当时情况,就此专门下达诏书,可能性不大。作者反复搜检晚清、民国年间信息,也未见任何相关报道。如今报载《清宫颐和园档案》(营造制作卷、园囿管理卷)出版,不知可有内容涉及,有待检索。其次,白玉麟应作白永麟,该书1994年第二版也未改过,1992年陈文良主编《北京传统文化便览》同样沿其误[ 陈文良主编《北京传统文化便览》第57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白永麟号竹君,满族人,为颐和园八品苑副,因感当时捐税繁重,民不聊生,官吏贪觌,贿赂公行,宣统元年(1909)上书摄政王条陈时事,绝食而死,名动一时[ 赵炳麟《哀白竹君》题序,《赵柏岩诗集校注》第182页,余瑾、刘深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版。]。

    但这一说法也非全然无根之谈。首先,慈禧喜欢牡丹确有其事。此间曾在宫廷服侍过的德龄和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的回忆录都曾提到,颐和园“到处是富贵的牡丹、馥郁的郁金香和高洁的玉兰”[ [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218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年版。],仁寿殿慈禧宝座“雕刻和装饰的主题是凤凰和牡丹……实际上整间大殿所有装饰的主题都是凤凰和牡丹。老佛爷的宝座的两侧各有一朵向上开着的牡丹”[ [美]德龄公主《我在慈禧太后身边的日子》第15页,刘雪芹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其次,清宫颐和园有一处称作“国华台”的地方[ 赵群《清宫隐私:一个小太监的目击实录》第139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清末民初多篇颐和园游记都写到,宣统二年(1910),柴栗楶游记称,颐和园长廊“北有山,山巅有台,曰国华台,高数十仞。台下有殿,殿曰排云殿”[ 柴栗楶《故宫漫载·颐和园纪游》,《清代野史》第八辑第321页,巴蜀书社1987年版。]。民国六年(1917),加拿大华侨崔通约(1864-1937)曾“在山巅国华台眺望,近之则黄瓦参差,远之则平原无际”[ 崔通约《游颐和园记》,《沧海诗钞》第183页,(上海)沧海出版社1936年版。]。美国画家卡尔称“万寿山麓有一处大花台,宫里称作‘花山’。牡丹被看作花中之王,每逢鲜花盛开的时节,便姹紫嫣红,散发着醉人的花香,这里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花山”[ [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110页。],所谓“花山”所指应即国华台。国华台的规模较大,有可能涵盖今颐和园国花台以上大片山坡。1917年北京铁路部门编印的《京奉铁路旅行指南》称,颐和园“最著者为山巅之国华台”。清宫太监回忆录也称“国华台下排云殿”[ 赵群《清宫隐私:一个小太监的目击实录》第139页。],而不是反过来讲排云殿旁国华台。民初人们游览颐和园,大多会提到国华台,可见在当时颐和园景观中的地位。再次是时间,称建于光绪二十九(1903)也比较合理。从容龄、德龄姐妹和卡尔的回忆录可知,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间慈禧已在此款待各国大使夫人游园,并赠送牡丹[ 裕容龄《清宫琐记》第22、30页,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而该年底,慈禧七十大寿,一应准备早就开始,国华台之建造应以上年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更为合理,最迟也应在光绪三十年(1904)春天。

    另一问题是国花台的题匾。今国花台石刻匾额无署款,颐和园管理处所编《颐和园志》称国花台匾由“白永麟奉太后旨所书”[ 颐和园管理处编《颐和园志》第333页,(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年版。],不知所据,疑也出陈文良等人所说。清末民初人所说均为“国华台”,若出白氏所书也当以“国华台”为是。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所谓颐和园国花台本作“国华台”,规模较大,约建于1903年秋冬至1904年早春,以种植和陈设牡丹为主。所谓“华”即花,至迟1935年已见人们写作“国花台”[ 朱偰《游颐和园记》附记,《汗漫集》第23页,(上海)正中书局1937年版。],也称牡丹台[ 1935年北平经济新闻社出版的马芷庠《北平旅行指南》颐和园“写秋轩”条下记“轩之西稍下,即为牡丹台”,今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书名作《老北京旅行指南》,见第162页。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倪锡英《都市地理小丛书·北平》也作牡丹台,见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国花台的命名应是沿袭明人极乐寺“国花堂”旧例。清末民初言之者,均未提到有御旨制名颁定国花之事。不仅清末民初,即整个民国时期,尚未见有这方面的任何记载和信息,而只有反指此事“当年固未有明确规定之明文”[ 张菊屏《国花与向日葵》,《申报》1928年10月12日。]。可见有关说法掺杂了一些传闻,并不完全可信,但与极乐寺国花堂一样,都属明清旧京遗事,对牡丹国花之称的流行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民国早期对国花的讨论。

    中华民国的建立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们对国花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是传统“国色”“花王”之类赞誉,而是具有明确的现代民族国家象征、徽识的概念。民国年间的国花观念和说法可以1927年国民党统治政权的确立为界分为两个时期,此前为北洋政府时期,此后为南京政府时期。我们这里说的民国早期即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具体又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最早以现代眼光谈论国花的是民国元年(1912)《少年》刊物上的无名氏时事杂谈《民国花》一文,就当时北洋政府以“嘉禾”(好的禾谷)作勋章(通称嘉禾章)、货币图案一事发表感想,认为嘉禾包含平等和重农的进步思想,“从此,秋来的稻花,可称为民国花了”。这是将“国花”视作民族国家象征的第一例,可见当时也有嘉禾为我国国花一说。

    民国最初十年,人们多承明清京师国花堂、国华台之说,主张或直认牡丹为国花。1914年,著名教育家侯鸿鉴应钱承驹之约编写“国花”一课教材,首明国花的意义和地位:“各国均有国花,而与国旗同为全国人民所敬仰尊崇者也。”“国花者,一国之标识,而国民精神之所发现也。”他认为民国国花应为牡丹,我国五千年虽“无国花之称”,但花王牡丹备受尊崇,“牡丹富贵庄严之态度,最适于吾东亚泱泱大国之气象,尊之为国花,谁曰不宜”。他希望通过国花课程的教授,“以见国花之可贵,使由爱物而知爱国”[ 侯鸿鉴《国花(教材)》,《无锡教育杂志》1914年第3期。]。1920年“双十节”,《申报》发表黛柳《我中华民国之国花(宜以牡丹)》一文,举世界国花的八种情形,认为牡丹为“我华之特产”,“吾华所特艺”,“花之至美者”,“吾国性所寄,吾国民所同好”,“以言国花,则无宁牡丹”。同时报载有谈论牡丹牌牛奶广告者,称“牡丹尤为中国之国花,用之以称牛奶,当得中国人之欢迎”[ 佚名《广告公会开会记》(新闻报道),《申报》1920年10月30日。]。这其间也有称赞菊、水仙为“国花”的[ 宛《双十歌集·国花——菊》、冰岩《双十歌集·国花——水仙》,《妇女杂志(上海)》1920年第6 卷第10期。],但都非明确主张,终不似牡丹之说流行。

    牡丹为国花之说一直贯穿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即便“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社会、文化风气大变,此说仍多认同赞成者。比如1924年《半月》杂志之《各国花王》、《东方杂志》之《各国之国花》两短文,都称我国国花为牡丹[ 分别载《半月》1924年第3卷第21期、《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6期。]。1925年鲁迅《论“他妈的”》也提到牡丹为“国花”的说法。1926年《小朋友》杂志第215期伯攸《国花》一文认为我国国花只有菊、稻(即前言嘉禾)、牡丹三种最有资格,但菊花是日本皇室标志,稻花观赏性不够,所以仍以牡丹最宜为国花。1926年吴宓、柳诒征等人游北京崇效寺赏牡丹,吴宓诗称:“东亚文明首大唐,风流富贵牡丹王。繁樱百合争妍媚,愿取名花表旧邦。”所说樱花、百合分别为日本和法国国花,诗人自注称:“欲以牡丹为中国国花。”[ 吴宓《前题(游崇效寺奉和翼谋先生)和作》其三,《吴宓诗集》(吴学昭整理)第141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是说牡丹出于我国大唐盛世,作为文明古国的代表,足与日本、法国等列强媲美抗衡。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有关讨论明显进入一个新阶段。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们努力摆脱封建帝制皇权传统的影响,因而多抛弃封建时代已蒙国花之称的牡丹,转而主张菊、梅等富有民族性格和斗争精神象征之花,其中尤以赞成菊花者居多。1923年《小说新报》载颍川秋水《尊菊为国花议》一文即认为牡丹是“帝制时代”“君主尊严”下的国花,“而民国时代则否”,应选择菊花,理由是:一、菊之寿可当五千年文明之悠久;二、菊之花期与“双十节”相应;三、菊之色彩多样与国旗五色相配;四、菊分布繁盛与我四亿民众相似。至于香远而益清、花荣而不落、风雨而不摧等更可见国风之清远、国民性之坚劲。“菊花之为德也如是,比之牡丹,实胜万万”,故宜尊为国花[ 《小说新报》1923年第8卷第6期。]。1924年曹冰岩的《国花话》也倾向菊花:菊“不华于盛春时节,而独吐秀于霜风摇落之候,其品格有足高者”,较牡丹更宜为国花[ 《半月》1924年第4卷第1期。]。最值得注意的是1925年著名诗人胡怀琛的《中国宜以菊为国花议》:“各国皆有国花,中国独无有。神州地大物博,卉木甚蕃,岂独无一花足当此选?窃谓菊花庶乎可也。菊开于晚秋,自甘淡泊,不慕荣华,足征中国文明之特色,其宜为国花者一也;有劲节,傲霜耐冷,不屈不挠,足征中国人民之品性,其宜为国花者二也;以黄为正色,足征黄种及黄帝子孙,其宜为国花者三也;盛于重阳,约当新历双十节,适逢其时,其宜为国花者四也。夫牡丹富贵,始于李唐,莲花超脱,源于天竺,举世所重,然于国花无与。国花之选,舍菊其谁?爰为斯议,以俟国人公决。”[ 《申报》1925年10月10日,又见《新月》1925年第1卷第2期。]全文不足200字,概括菊花宜为国花的四点理由,言简意赅。当时许多报刊转载[ 胡怀琛《中国宜以菊为国花议》编者按,《孔雀画报》1925年第11期。],影响甚大。

    同时也有举梅花为国花的,如《申报·自由谈·梅花特刊》杨一笑《梅花与中华民族》,罗列梅花的种种美好、高尚之处,均足以表示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中国民族开化最早,梅花占着春先;中国民族有坚忍性,给异族暂时屈服,不久会恢复,梅花能冒了风雪开花,正复相同;中国民族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生存,梅花不必择地,都可种的;中国民族的思想像梅花的香味,是静远的;中国民族的文学像梅花的姿势,是高古的;中国民族的道德像梅花的坚贞;中国民族的品格像梅花的清洁。以上看来,梅花有中国国花的资格,所以大家要爱他了。”[ 《申报》1925年3月6日。]也有举兰、莲荷,如《申报·自由谈》所载阿难《国华》,一气举牡丹、嘉禾(稻)等前人所言和古人所重兰、莲、菊等多种,“皆可为国花矣”[ 《申报》1923年6月2日。],所举多为传统所重的道德品格寓意之花,而其取喻也多与菊花之议相近,强调高雅的品格、坚定的意志等思想精神象征。

    (四)民国南京政府确定梅花为国花。

    在我国国花评选史上,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拟定梅花为国花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对于具体过程,笔者《南京国民政府确定梅花为国花之史实考》一文有详细考述[ 《中国农史》2016年待刊。],此处也仅就其关键细节和有关现象简要勾勒。

    1926-1927年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1928年底“东北易帜”,全国基本统一,从此进入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代。随着国民党政权和国民政府机构建设的全面展开,作为国家标志的国旗、国歌、国徽和国花的讨论都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国花虽不如国旗、国歌之类重要,但也引起社会各界的热情关注,从1928年10月以来,官方有关机构开始行动,拟议梅花为国花。

    关于此事的起因,一般认为是国民政府财政部筹铸新币,需要确定国花图案作为装饰,于是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其实不然,早在该年10月26日,国民政府内政部礼制服章审定委员会第18次会议即决议以梅花为国花[ 《蜀镜》画报1928年第42期《梅花将为国花》。],具文呈请行政院报国民政府核准[ 教育部《公函(第三六九号,十八年一月十七日)》附《内政部长薛笃弼原呈》,《教育部公报》1929年第1卷第2期。]。行政院随即交教育部核议,11月28日教育部完成审议,对内政部的提议深表赞同,并具明三种理由:“(甲)梅之苍老,足以代表中华民族古老性;(乙)梅之鲜明,足以代表中华随时代而进化的文明,及其进程中政治的清明;(丙)梅之耐寒,足以代表中华民族之坚苦卓绝性。”[ 《蜀镜》画报1928年第42期《梅花将为国花》。教育部社会教育处处长(不久升任教育部参事)陈剑翛《对于定梅花为国花之我见》一文详细介绍了教育部的审议意见,此文发表于1928年12月5日的上海《国民日报》。]同时认为梅之五瓣可以表示“五族共和,五权并重”,采用三朵连枝可以“代表三民主义”[ 教育部《公函(第三六九号,十八年一月十七日)》,《教育部公报》1929年第1卷第2期。]。媒体对两部意见随即加以报道[ 《革命华侨》1928年第5期新闻报道《国内大事纪要·定梅为国花》;《申报》1928年12月1日《中国取梅花为国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财政部的申请则在该年末[ 陆为震《国花与市花》称财政部呈请是在“十七年岁暮”,《东方杂志》1929年第26卷第7期。],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宣部相应的审议和决定更晚至1929年1月。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到财政部的申请后,即批交中央宣传部核办。宣传部函询教育部有关拟议情况,并综合各方意见,最终“审查结果,以为梅花、菊花及牡丹三种中,似可择一为国花之选”[ 陈哲三《有关国花由来的史料》,《读史论集》第164-165页,(台湾台中)国彰出版社1985年版。 ],以此具文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1929年1月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93次会议讨论了宣传部的报告,形成决议,并据此专函国民政府:“经本会第一九三次常会决议:采用梅花为各种徽饰,至是否定为国花,应提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要求“通饬所属,一体知照”[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函(1929年1月31日),台湾“国史馆”《梅花国花及各种徽饰案》230-1190之1196-1197页。《中央党务月刊》第8期所载此件《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函》,时间作1929年1月29日。]。接到中执会通知,按其要求,国民政府于2月8日发布第109号训令[ 《国民政府公报》第91号,(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缩影本。],将中执会的决议通告全国,要求国民政府各部门、全国各省市知照执行。至此完成了法律上的重要一步,即由国民政府通令全国,指定梅花为各种徽饰纹样。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9年3月18日在南京开幕,21日上午的第6次、下午的第7次会议,连续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国花提案。上午讨论中有主张菊花者,有赞成梅花者[ 陈哲三《有关国花由来的史料》,《读史论集》第165页。],也“有主张不用者,往返辩论,无结果,十二时宣告散会”[ 广州《国民日报》1929年3月22日《三全会第六次正式会议》。]。下午的发言者“多谓系不急之务,结果原案打消”[ 《申报》1929年3月22日新闻报道《三全会通过四要案》。同时《天津益世报》的报道《第三次全代大会之第四日》作:“决议:原案撤销。” 陈哲三《有关国花由来的史料》提供的会议记录称:“徐仲白、张厉生和程天放等代表发言,最后决议:不必规定。有陈果夫签名。” 见陈哲三《读史论集》第165页。]。会后大会秘书机构具文函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称:“经提出本会十八年三月廿一日七次会议,并经决议:不必规定。”[ 陈哲三《有关国花由来的史料》,《读史论集》第165页。台湾孙逸仙博士图书馆所存铅印本第七次大会纪录:“决议:毋庸议。”见孙镇东《国旗国歌国花史话》第104页,台北县鸿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1981年印本。孙氏此著所谓“国旗国歌国花”均兼1949年前后两阶段而言,1949年后“中华民国”的称呼及相应的各类符号,有悖“一个中国”原则,有必要特别指出。本文引证的台湾著述中多有类似情况,就此一并说明,一般不作文字处理。]整个案程以不了了之。

    在整个国花拟议过程中,进入视野的主要有三种花,即国民党中宣部筛选的“梅花、菊花及牡丹”,这也正是民国以来国花选议中最受推重的三种。而国民党三全会的最终讨论只是纠结在梅、菊两花上,则是“五四”运动尤其是国民革命兴起以来,人们更重民族品格、革命精神象征的新风向。两花中梅花又属于后来居上,最终推为国花首选,应与国民党统治体系中江浙一带人士的数量优势和核心地位有关。内政部的拟议可能出于蔡元培的推荐,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任教育部的前身大学院院长。据画家郑曼青回忆,1928年初他去拜访蔡元培,蔡氏盛赞梅花不已:“访蔡公孑民(引者按:蔡元培字孑民)……孑公亦赞道此花(引者按:指梅花)不已,夏间欣闻孑公举以为国花。”[ 郑曼青《国花佳话》,《申报》1928年12月15日。]可见早在1928年夏天,蔡元培即已向有关方面提议以梅花为国花。内政部发起的礼制服章审定委员会主要职能是审定各类制服式样、军政徽章图案乃至公私各类礼仪程式,成立于这年6月,蔡元培的建议或即向该会提出。以蔡元培的社会地位,其实际影响不难想见。而决定梅花为徽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93次会议与会人员,也以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人士为主,他们一般都熟悉和喜爱梅花,对确定梅花为国花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在作用。

    尽管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并未就国花作出明确决定,但会前国民政府已正式通令全国以梅花为各种徽饰,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梅花的国花地位。而且早在年前,内政、教育两部拟议意见出台之初即被媒体及时报道,并被人们解读为国民政府已正式确定梅花为国花,受到热情传颂[ 《申报》1928年12月1日《中国取梅花为国花》。《申报》12月8日 “自由谈”栏目采子女士《国花诞生矣》:“内务部提出,教育部通过三朵代表三民,五瓣代表五权。久经国人讨论之中国国花问题,乃于国民政府指导下之十七年岁暮,由内务部提议,经国府发交教育部会核,而正式决定以梅花为吾中华民国之国花矣。”],可见梅花作为国花在当时是一个深得民心的选择。此后无论人们言谈,还是各类大型场合的仪式,多尊梅花为国花,梅花的国花地位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认可,“虽无国花之名,而已有国花之实”[ 《申报》1931年8月18日《伍大光请国府赠梅花于美》。]。

    国民党政府之正式承认梅花为“国花”要等到35年后的1964年,时去1949年败退台湾也过去15年了。同样由“内政部”发起,建议“行政院”明定梅花为“国花”,“行政院”于1964年7月21日以台(五三)内字第五○七二号指令答复“内政部”:“准照该部所呈,定梅花为‘中华民国国花’。惟梅花之为‘国花’,事实上早为全国所公认,且已为政府所采用,自不必公布及发布新闻。”[ 孙镇东《国旗国歌国花史话》第107页。也见博闻《梅花是怎样成为国花的》,台北《综合月刊》1979年第5期第128-131页。]与1928-1929年间的情景有些相似,并未就此形成任何正式决定和政令,主要仍属于承认既定事实。

    二、对当今国花评选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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