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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看懂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是如何运作的

    2017年4月15日 来源: 青年史学家

    编者按

    本文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一书为基础,梳理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是如何运作的,对高校独立科研机构的运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成立于1955年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是世界顶尖级的中国研究中心之一。作为美国第一家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支持和促进哈佛大学及其相关研究机构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全方位深度研究和高级培训。几十年来,费正清中心所发起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全球学术界、政府、商界和艺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费正清中心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正在开展的跨国之间的学术界所做的针对中国的全方位讨论和调查充当一个活动场所。通过把哈佛的著名学者以及他们在全球的同行聚集在一起,共享数据、方法、手段以及争论等,费正清中心的目标是提高对大中国地区各方面的分析和理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心每年开展大量的研究会、专题研讨会以及各类会议,为各种讨论和辩论提供生机盎然的讲坛。参加者包括中心200多位教授及其附属的研究生,大量受邀的客座学者,博士后研究者,以及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和东亚地区的访问学者。

    中心还通过为哈佛研究生和本科生提供奖学金的形式,支持他们在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进行语言学习和研究,以此进一步促进中国相关的研究。此外,保存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冯图书馆(H.C. Fung)的收藏品历经了多年的缜密发展,同样用于支持教授和研究生的研究。这些收藏品集中在当代中国,其中包括很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的珍贵稀罕资料。

    该中心于2007年改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以彰显其中国研究的特长。

    费正清中心肇始于哈佛的中国经济和政治研究项目。该项目设立于1955年,它获得了两笔巨额资助,一笔来自福特基金会,37.7万美元,用于研究现代中国经济;另一笔来自卡内基基金会,20.92万美元,用于研究中国政治。还有一些资金来自哈佛文理研究生院,其中一笔6.1164万美元,用于东亚地区研究的硕士项目,1955年支付;另一笔1.1461万美元,用于历史和远东语言博士项目(现称历史与东亚语言博士项目),1957年支付。这意味着支持研究生教育项目、举办研讨会、资助研究和出版等事项,都是由同一个机构承担的。

    费正清于1957年至1973年间担任了中心的主任。那个年代,费正清几乎单枪匹马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领域。他坚持不懈,怀着不倦的使命感,招收和培养了一批日后成为北美一流大学教授的学者,壮大了这一领域的队伍。费正清是得到公众认可的中国研究专家,在哈佛工作,又于华盛顿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使他得以调动创设东亚中心所需的各种资源并引领亚洲中心走过她最早的岁月。他所调动的资源包括:得到文理学院主任的许可,建立一个新的研究中心,以及为中心支持下的研究项目募集到其他资金。二战后,费正清意识到美国正在成为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强国,于是他们开始组织各种学术性的区域研究中心(Area centers),以便将关于世界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或文化区域的所有相关学科的信息汇集在一起。

    1、中心的领导者

    中心主任要动员各种可用资源指导中心组织运作,以创造充满活力的学术生活来吸引一流学者。中心主任的任期为三到五年,由文理学院的院长根据中心执行委员会的建议选定,而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则选自哈佛文理学院中的资深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当费正清1973年从中心退休,接手新成立的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时,傅高义便受命担任中心主任。此后,先后有8位学者担任中心主任。

    2、中心执行委员会

    1957年,由赖世和担任主席,费正清担任副主席的东亚研究教师委员会负责管理东亚研究中心。中心在1962年组织第一届执委会。从费正清时代以来,中心执委会的规模就相当庞大。早期,执委会几乎包括了哈佛所有讲授东亚课程的社会科学教授,还包括了很多人文学者。孔飞力任期内还邀请哈佛以外的教授担任具有完全资格的中心执委会委员。华琛在任期间,提出了重组执委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心学者中反应不一。原有的执委会由很多从事中国研究的哈佛学者组成,华琛承认这是方便中心核心成员交流的途径,也是在相关学者群中为中心的学术项目赢得广泛支持的途径。但是与此同时,由于队伍庞大,很多执行委员经常不能参加会议,使执委会变得臃肿而缺乏效率。建设一个富有效率的审议机构的办法就是重组执委会,将其改造成为一个小组。和过去有17-20个执行委员不同,华琛提出要把执委会大幅精简到只有六七个成员。他把执委会改造成了一个6人小组。为了处理中心各方面的工作,华琛组织了学术联系分会、图书馆分会、奖助金分会和发展分会。在华琛担任主任的三年中,实行了小执委会模式,中心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也有不少学者不欢迎这个改组,认为自己被排挤除了中心执委会。傅高义第二次担任中心主任期间,又把执委数量提高到了13人。裴宜理和伊维德也延续了扩大委员的做法,到2005年,中心执委会人数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6人。这反映了两人所追求的包容性。

    3、中心行政服务

    从东亚中心成立开始,布里格斯就是费正清勤恳的秘书兼行政助理,两人共同管理中心所有项目。布里格斯认识所有具有中心特聘研究员身份的教授和所有来到这里的研究生。费正清筹划研究课题;布里格斯负责支票的按时发出,中心活动日程落实、来往重要信函的及时处理等等。随着中心人员日益增多,布里格斯安排大家聚在一起喝咖啡以培养亲切友好、合作共事的精神。1956-1973年,一直与费正清共事。

    继任者是德图拉,她为中心日常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从1954年起,她作为哈佛员工工作了41年,直到1995年退休。她见证了哈佛的亚洲研究项目从初创到跻身全国一流的成长过程。她管理各区域中心的预算和行政事务,善于和文理学院行政管理中心打交道。她退休时,担任赖世和研究所的执行主任。

    1、Seminar机制

    1963年,东亚研究中心迁入剑桥街1737号,也就是后来的柯立芝楼。该楼二楼建立起一个餐厅,供东亚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中东研究中心使用。午餐会是东亚研究中心根深蒂固的传统。每天的午餐时间,这里的学术讨论非常活泼,可以获取很多信息,新英格兰地区的学者们都被吸引过来,于是很不正式但却令人兴奋的午餐会就在这里扎根了。这里形成了一个由治学严谨的关系亲密的小群体。

    傅高义担任主任期间,基金会资助有所下降。他决定,很多专题讨论会可以每周或者每月开一次,讨论会的开支可以大幅减少,主题覆盖可以更广,而信息和思想的交流也应当更为活泼轻松。每周五的午餐会,访问学者们应邀到这里一边吃午餐,一边谈谈自己的想法。午餐会模式后来发展为“中国系列午餐研讨会”(China Lunchtime Seminars Series),现在由费正清中心选在每周的任意一天举办。

    1971年,傅高义组织了一个每月一次的晚间研讨会,名为“新英格兰地区中国研讨会”(New England Regional China Seminar)。通常,受邀的演讲人于下午晚些时候发表演讲,然后演讲人与注册的与会客人们一边讨论一边享用晚餐,餐后再由另一位受邀的演讲者演讲。该研讨会的模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

    1974年,傅高义组织了一个关于民国史的工作坊,这个工作坊长达两周,二十八位学者提交了约十五篇论文。1975年夏,东亚研究中心组织了一个为期两周的关于中国文学的工作坊。这些工作坊为一些已经有所成就的学者和大量年轻的研究生们提供了交流思想、互相鼓励的机会。

    在傅高义的第二个任期,费正清中心差不多成了美国政府亚洲事务部门在波士顿的分部,每周都会有高层人士到访。在此期间,他启动了很多有关当代国际关系问题的新项目,让这段时间成为中心此前四十年来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仅1997-1998学年,中心就举办了一百多场讲座、研讨会和各类学术会议。他还发起了中国商务早餐会,并在福特基金鬼的赞助下新启动了一个有关东亚问题的系列研讨会。

    伊维德开创的项目中有一项是主任午餐会。从2004年起,每个周三中午在1号讨论室举行。所有博士后和访问学者都努力参加这个午餐会,也经常会有几位中心会员参加。伊维德以比较随意的方式主持午餐会,讨论的话题非常宽泛,但最后都以学术和研究问题收尾。

    2、下属研究机构

    赖世和日本研究所。1973年,日本研究所在哈佛建立。其创始基金来自日本基金会(Japan Foundation),由赖世和受赠。

    韩国研究所。1973年,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开始举办朝鲜半岛专题讨论会。1977年,霍夫亨兹担任主任期间,这项活动再度开展,并更名为新英格兰朝鲜半岛专题讨论会。1981年,在费正清中心的帮助下,韩国研究所成立,办公场所也在费正清中心内。

    哈佛大学成立赖世和日本研究所与韩国研究所后,该中心于2007年改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以彰显其中国研究的特长。

    3、研究生

    1956年,在一封写给文理学院主任的密函中,费正清描述当时的情形,“在这个领域严重匮乏高水平人才”。培养一个训练有素、具备从事中国研究所需的专业技能的学者群成了费正清的目标。费正清时期,总能在东亚研究中心看到研究生们的身影。他们使用中心阅览室的文献,费正清也鼓励他们与中心的教授们打成一片。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费正清不再任课,研究生们由分属不同科系的众多教授指导,因此,研究生们不再像早年费正清担任他们指导老师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聚集到费正清中心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般只有教授和访问学者才能在中心分到办公场所。华琛希望哈佛的研究生能够融入中心的学术生活中,让他们更加积极、频繁地参加中心的活动。他致力于培养年轻的研究生,想让学生们作为组织者和参与者帮助管理中心的研讨会、讨论班和学术会议。他决定优先分配办公场所给研究生,并在中心专门留了一个大房间,作为学生研究和出版项目的工作场所。

    4、访学项目和博士后

    孔飞力恢复并重组了中心的博士后项目。东亚中心成立后不久,费正清中心和中心执委会设立了一个为期三年的访学项目,邀请哈佛以外的学者来东亚中心一年,一边继续修改它们的书稿,一边参加作为东亚中心生活一个重要部分的各种研讨会和学术研讨会。1958年至1961年执行了第一轮访学项目,每年有6-9人获得资助。从1962年起,中心开始提供个中国数目不等的资助,资助的对象中既包括比较年轻的学者也包括颇有成就的学者,他们可以处在研究的任何一个阶段。1980年,就任中心主任后几个月,孔飞力组织了一个招聘项目,让具有学术潜质的年轻学者申请。他给全美各地的同行发信,请他们推荐自己最好的学生。当时,给这些年轻学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让他们修改自己的论文交付出版,而中心的出版项目享有出版优先权。

    促使孔飞力设立博士后项目的一个动因是当时暗淡的就业市场。他们很担心很多研究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会就此离开了学术圈。孔飞力注意到,很多才华横溢的研究者职能到缺少研究机会的非溢流学校任教。费正清中心的博士后项目的首要目的就是让最优秀的年轻学者和各大研究中心保持紧密的联系,帮助他们出版研究成果。从1981年开始,中心每年资助2-3位学者来中心做博士后访学。

    在傅高义的第二个任期,新办的接触来访者项目(Distinguished Visitors Program)让杰出学者和官员在哈佛停留数日到一周,方便他们和哈佛师生进行非正式的交流。并且,每年提供2个王安博士后奖助金名额。1999-2000年,裴宜理已经有能力使中心招聘3个王安博士后名额,此外她还用中心自己的资金新增了2个博士后名额。从那时起,中心每年招收的博士后数量较以往大为增加。2004年,诺伊德担任主任时,共有8人获得了费正清中心提供的博士后奖助金。

    5、筹资

    在最初的四十年里,费正清中心的主任为了维持中心运营,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保障中心的资金需求。1955年,中心成立时,哈佛仅仅提供了很少的资金用于亚洲研究项目。学校给中心提供了办公场所,也出资聘请了一些秘书。学校还通过中心学者所在的院系给他们支付薪水。但是,维持中心各个项目运转所需的资金主要来自两个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正是靠福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最早提供的两笔资金,东亚中心才得以创立。后来,1963年和1964年,中心又从美国国防部和空军拿到了大笔的政府资金。政府出资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哈佛学者提供与共产党中国的人物和事件有关的各种情报,以满足美国制定战略政策的需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二十多年间,美国的亚洲研究主要依靠来自福特基金会的支持。哈佛大学尤其如此。1955至1972年,东亚研究中心获得了十二笔来自福特基金会的捐赠,每笔大都达数十万美元,而这些年的综述则高达430万美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福特基金会和美国政府都削减了对亚洲研究项目的支持。确保中心长远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办法就是要建立自己的长期运作基金。这就是募集一笔数量可观的资金,将其存入银行或者进行证券投资,用每年的利息收益支付中心运行所需的费用,而本金则继续用来投资获益。1972年,东亚研究理事会成立,费正清被任命为理事会主任,中心筹措资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1974年7月,获得阿伯龙尤比基金会5000美元资助,1974年11月和1975年5月,分别获得大卫?洛克菲勒104216和101304美元。到1975年年中,已经筹集到了244948美元。各种资金分配到日本研究所、哈佛燕京图书馆、朝鲜半岛研究项目筹资,东亚研究中心职能从中得到5.5万美元来建立运作基金。1976年,福特基金会承诺捐赠45万美元给东亚研究理事会,条件是东亚研究理事会能在三年内找到三倍于此的配比资金。东亚研究理事会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配比资金的筹集,但是通过把与各种学术项目相关的来源不同的几项资金都算作中心努力筹资的成果,中心提供给福特基金会的进账总数看上去就满足了配比要求,而福特基金会的钱也就按期以进账总数看上去满足了配比要求,福特基金会的钱也就按期以分期支付方式转给了东亚研究理事会。此外,梅陇基金会也承诺捐赠50万美元。另外还有几项专项研究资金到账,如1976年路思义基金会捐赠了21万美元,指定资助东亚研究中心管理下的三个研究项目。与此同时,中心的长期运作基金也就慢慢到位了。

    1987年,马若德创立了费正清中心委员会(Fairbank Center Committee),开始了新的筹资努力。这个委员会是在1976年霍夫亨兹任主任时启动的企业会员项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目的,都是试图进军高层和商界为费正清中心筹集资金。1988年7月,中心筹集到了150万美元,其中大多数资金来自中心委员会会员的捐赠。裴宜理担任主任时,将费正清中心委员会改组为一个名为“费正清之友的组织。” 该组织中的每个会员每年都要捐赠,捐款作为中心基金的一部分用于资助学僧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旅行。1989年,筹集长期运作基金达到了249万美元。1996年,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长期运作基金每年已经能够产生46.6814万美元的收益,用于维持中心的运转。到2005年为止,费正清中心长期运作基金的市值已接近1700万美元,大约提供了中心每年运营收入的一般。

    6、图书馆

    费正清图书馆设立于1961年,旨在为1957年费正清建立的当代中国研究项目提供所需资料,谢绝外借。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来到费正清中心利用这里有关当代中国的文献收藏。当东亚研究中心搬到新址剑桥街1737号的时候,资料室获得了更大的空间,还聘用了两个学术联系人负责收集资料。1966年,图书馆获得了一个四室套房,这时,新的政策推行,威德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会购入所有新资料并予编目,然后再放到东亚研究中心的书架上,图书馆由学生负责管理,由威德纳图书馆照片并赋予报酬。后来,图书馆的侧重点进行了调整,改为主要为哪些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的学者们提供研究资料。

    1974年,傅高义决定改变中心馆藏缺少规划的状况。他聘请了一位全职的图书管理员兼研究助理——南希,在此工作了长达30多年。1978年,柯立芝楼改造,图书馆搬入地下室,空间宽敞了一些,为其进一步增加馆藏提供了方便。地下图书馆由几个机构共享:当代中国研究文献部、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哈佛国际事务中心、中东研究及俄罗斯中心。这里的资料包括: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编辑的对中国大陆报刊杂志的选译;中国广播稿的英文版;美国政府联邦调查局国外广播信息服务中心翻译;美国政府联合出版研究服务中心有关中国的英译资料书系;英国广播公司翻译的中国广播稿英文版;有关中国领导人活动的文献等等。当时,大多数西方学者没有机会进入中国,对他们来说,这些材料可以替代第一手的观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图书馆每年新增约四百卷新书,主要是英文的。此外,图书馆还订购了大约一百三十五种期刊、报纸。1987年,马若德担任中心主任时,丰富馆藏资料的年度采购费增加到每年5000美元。南希每年到中国采集可能对哈佛学者有用的材料,并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其他地方,建立了自己的联系网络。这些联络人和供货商给她及时提供信息,经常把书带给她。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南希为图书馆增加了很多不寻常的有用文献。每年的新增图书达到1000种。2005年,图书馆的馆藏文献达到了三万种,超过一半是中文的。

    7、出版

    1947年,费正清发起了名为“哈佛中国研究论文系列”的出版项目,出版哈佛东亚地区研究项目下的硕士生写作的优秀论文。

    195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发起的“哈佛东亚论丛”的第一本书,《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到1965年,该丛书已经出版了22部书,到1975年,该丛书已经包含70多本著作。

    1956年,更为专业的中国研究成果通过东亚研究中心主持的“哈佛东亚专著丛书”出版,第一部著作是《一条鞭法》,到1965年,该丛书已经出版了19本专著。

    1997年,费正清中心参与了恢复出版东亚研究文献的项目。

    此外,哈佛大学出版社发型了一套名为哈佛当代中国书系(Harvard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这套丛书和中心密切相关,因为其中的学术成果主要来自费正清中心所举办的大型学术会议。

    8、简报

    帕金斯担任主任时,中心开始出版《东亚通讯》。这是一份欣喜简报,每两周出版一期,列出所有与东亚研究中心相关的讲座和活动。这份信息简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东亚研究中心树立了它作为美国最活跃的中国研究中心的形象。几年后,出版信息简报的责任交给了东亚研究理事会,因为它的使命涵盖了比中国研究更为宽广的学术领域。东亚研究理事会不仅负责筹款,也为学术研究项目、研究生教育和本科生提供资助。信息简报持续了二十年,一直办到1997年。这个时候,中心的活动已经放在了在线的网络日历上,大部分感兴趣的学者们都可以和中心通过电子邮件联系。

    9、信息化

    在计算机还很笨重的时代,霍夫亨兹开始考虑如何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他尝试着将文献材料以电子格式放到网上,让更多的人可以使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希望建立一个中国信息中心,那里的计算机运行专门设计的软件程序,将使中国研究领域发生革命性变化。他为设计出一套能够输入、存储和现实中文和日文文字的软件而不懈努力。他渴望能够掌握来自中国的信息流,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消化、抽象、综合、提出冗余”等处理。

    10、物理空间

    足够的办公空间是一个研究中心开展日常事务的前提。在过去五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心位于柯立芝楼的第三层,有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有负责行政、财务和出版工作的管理人员办公室,还有为哈佛教授,中心的特聘研究员以及临时挂靠在中心的学者(研究生、博士后研究员、访问学者)提供的办公空间。中心还为荣休教员提供了办公场所,供他们继续研究和写作。2002年至2005年,中心临时搬入位于剑桥中心广场的马萨诸塞大道625号。中心在2005年夏天正式搬入位于剑桥街1730号的新政府和国际研究中心大楼南楼。新落成的大楼为教授们提供了很不错的办公条件。这栋楼的底层还有很多讲演厅和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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