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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客》|美国史学界自揭伤疤,否定“神圣的”美国革命

    2017年8月24日 来源: 北大法治研究中心

    导言

    美国人有自己的“国家神话”(national myth),其源头无疑是美国革命。在这一起源之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英雄主义叙事,奠定了今天美国人关于自己的国家及其历史的深刻观念。因此,如果有人指出,这个神话从一开始就可能是个错误——美国的独立建国带来的是不公和疯狂,本质上是奴隶主(包括“国父们”)的恐慌与启蒙价值观之间的讨价还价——在美国人看来,绝对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Adam Gopnik在本文中介绍和探讨了Justin du Rivage和Holger Hoock这两位“颠覆性”学者批判美国革命和建国历程的观点,其中,前者认为美国革命只是大英帝国政治斗争的结果,后者则揭露了美国革命光辉形象之下的很多阴暗面。本文于2017年5月发表在《纽约客》上,题目为《我们原可能成为加拿大——美国革命真是一个好主意吗?》(We Could Have Been Canada:Wa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uch a good idea?)。作者开篇便提到,抨击“神圣的”美国革命,是讨论美国历史最大的“忌讳”;但是,总有学者忍不住,非试试不可,其中一位就是Justin du Rivage。

    作者在两位学者的观点上进一步指出,美国可以借鉴加拿大的历史,在宣扬“爱国主义”的同时,以一种更具同情心的态度去理解美国革命,从而淡化战争导致的仇怨。更深层次的一点是,美国应该避免更激进的立场,尊重制度,尊重精英政治而不是卡理斯玛型的领袖政治。影射了什么,想必不难理解。

    被赋予神圣性的美国革命

    (一)美国“革命”?不,是大英帝国“分裂”!

    在Revolution Against Empire一书中,Justin提出的观点是:美国革命,本质上根本就不是“美国的”;将其放在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看,革命只是大英帝国内部政治分歧的一个极端后果——激进的辉格党最终控制了北美,才有了后来的美国。

    更具体地审视那段历史可以发现,辉格党在北美壮大之后,大英帝国的政治文化就分成了两派:用Justin的话来说,一派是“威权主义改革者”(authoritarian reformers);另一派则是“激进的辉格党人”(radical Whigs)。显然,这和人们熟知的“托利——辉格”两分法是不同的。而在Justin看来,这两派的目的都是要取代“建制派辉格党人”(establishment Whigs)。

    威权主义改革派主要是效忠于帝国的统治精英,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或贵族。这些人可不像地方的守旧乡绅或地主那样迷恋传统的英国体制,相反,他们追求对既有体制的改革,目的是让帝国更有效、更强力地运行。正如Justin指出的那样,这些改革者想要的,实际上是一个四周环顾着贵族顾问的强势君主、极为有限的民主、对陆军和海军的改革,以及重税的商品贸易,因为这些能帮助帝国获得更多资源。

    也许,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75年在《税收不是暴政》(Taxation No Tyranny)这本小册子里最好地表达了威权主义改革派的观点:美国的先驱们选择离开那个他们有投票权但没有财产的故土,来到了这个他们没有投票权却有很多财产的新家园。言下之意,有财产就行了,没投票权又怎样?但历史的轨迹人们已经知晓,“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成了美国早期先民为独立战争呐喊的口号。

    Samuel Johnson说“Taxation No Tyranny”,但北美殖民地的选择是“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输12

    而激进的辉格党人,则非常认同启蒙思想,觉得那是抚慰“暴民”的良药。他们是一个真正属于商业阶级的政党的先驱。在这些激进的辉格党人看来,殖民者最终会成为消费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是他们中的典型。

    对汉密尔顿来说,银行信贷和国债可以推动国家繁荣,而对于威权主义改革派来说,银行信贷和国家债务都是毒品!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坚信举债容易导致混乱,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信贷的扩张会摧毁等级制——贵族才最害怕穷人可以很方便地贷款。

    所以,在Justin看来,激进的辉格党人站在了民主这边,而威权主义改革派则站在了对立面;前者要求责任政府,后者则希望巩固权威。因此,美国革命实际上就是一场跨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分裂。今天,我们认为是独立战争输家的那些人,就是当时的威权主义改革派;而我们称为“爱国者”的那些人,则是当年的激进派辉格党人。

    也许,一句反问可以概括Justin的核心观点:独立战争里,哪儿来的那么多爱“国”情怀?

    在本文作者Gopnik看来,Justin的论述剥去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神圣性”——那不是什么反抗国王和遥远母国的起义,只是政治分歧演化的结果而已。说得更直白一些,如果激进的辉格党人在英国得了权,恐怕就没有美国独立战争这回事情了。如果是那样,美国就会像今天的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一样,仍然在Commonwealth的羽翼之下,享受着事实上的独立,却根本用不着“爱国主义”的叙事。

    此外,作者还提到,学者Alan Taylor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Justin的观点。Alan在American Revolutions: A Continental History, 1750-1804一书中指出:美国一独立,也就失去了英国的保护,所以才有了那支直到今天美国人都必须自己供养的军队。

    Commonwealth的存在,不时令人想到昔日的“大英帝国”

    本文要讨论的另一位学者是Holger Hoock。在Scars of Independence 一书中,Hoock挖掘了美国革命更加“血腥”的一面。他尤其指出,独立战争中的相互残杀、奸淫掳掠等恶行,都随着时间推移被“洗白”了。

    就像本文作者所说的那样,Hoock的书就是要让读者“毛骨悚然”。因为历史的真相是血淋淋的,而不像传说中那样充满了英雄色彩。所以,书中“生动”而让人不寒而栗地描写各种酷刑、描写双方如何残忍虐杀对方士兵,就是为了提醒读者这一点。

    但作者对Hoock的书有疑问。他指出,这本书确实很明智地提醒美国人民:面对民族建构和民主输出的那一套,人们要清醒一些,不要陷入纯粹的美妙幻想。然而,这本书的宗旨到底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所有人都知道战争是残酷的,但人们应该从战争中学到什么?仅仅是血和泪吗?如果是那样的话,美国内战比起独立战争来更加“冷血”,但为什么今天很少有人认为内战不该打?

    因此,Hoock的书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南北内战给美国历史留下了一层阴影,而独立战争却成了绝对光荣的传说?在作者看来,一个很容易被人忽视的理由是:内战的推动者们大都死在了战争中,而独立战争的推动者却没有一个死于沙场。或者说,美国独立战争中最受伤害的人根本没有从中获益,历史又恰恰是由那些最终的幸运儿书写。

    看来,Hoock想表达的很简单:兴亡,皆百姓苦。

    (三)“向加拿大学习”

    作者总结了Justin和Hoock两位学者的观点,指出两位学者之间的一个共同点是:将美国独立战争看成白人和白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的灾难。可是,白人“打架”,却让其他人受了伤。独立战争告诉人们的另一点,就是那些被贩卖到北美的非洲奴隶和北美土著人的苦难史。

    非洲奴隶的命运很悲惨。战争中,英国人给予了他们一定的庇护,他们当中甚至有数千人加入了英国军队。可战争结束后,奴隶们又被还给了他们的主人。不要忘了,杰斐逊和华盛顿也是奴隶主,也在战后“取回了”几名奴隶;当然,那个时候,奴隶们还只能算是“财产”。

    所以,如果英国人赢了,今天人们可能就会说着另一个版本的故事:那是一场“解放战争”,是勇敢的英国解放者和当地奴隶主之间的战争;黑人奴隶们加入了英国阵营,因为他们要为自我解放而战斗。如果是这样,我们今天就会更加怀疑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潘恩这些激进的辉格党人了,因为他们竟然和那些奴隶主媾和!这显然违背了他们的启蒙信条。

    当然,对这种怀疑主义的历史观,反对者也不少,有些人可能比激进的辉格党人持有更极端的意识形态。比如三十年前,戈登·伍德(Gordon Wood)就在他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一书中指出,要从更广的历史维度去看待美国革命,那是一场与世袭权力和君主制的决裂,即便战争充满了错误、野蛮和伪善。而Jonathan Israel则在其即将面世的The Expanding Blaze一书中指出,美国革命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激进行动,是现代美国的开端。虽然革命后仍然保留了奴隶制,废奴主义却正是在那时逐渐兴起的。更重要的是,废奴主义在英国比在美国更为火热,这少不了美国革命的贡献。

    尽管如此,如果历史不总是由胜利者书写,而是完全由事实决定的,那美国革命很可能会像法国大革命那样,被视为一场启蒙思想的乌托邦荒诞剧,最终导致了很多无意识的暴力。

    的确,人们通常会认为,帝国是邪恶的,因此造反总是有理。威权主义改革派就可以看成帝国的化身,不受人待见也说得通。但作者认为,实际上,威权主义改革派应该得到一些辩护,加拿大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这个美国北方的邻居,没怎么使用暴力,就和平地延续着自己的传统,而且还在两种语言和复杂的历史遗产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些都是加拿大的美德,也正是18世纪威权主义改革派的遗产——托利党从美国被赶跑了,却塑造了一个加拿大。更重要的是,加拿大是典型的自由国家,因为它没有美国式的革命,所以能接受强有力的(尽管更多是象征性的)集权君主、除去个人脸谱的政治阶层、谨慎的议会传统、专业且不属于任何个人领袖的军队,以及精英统治——那是一种制度。

    加拿大日

    国会大厦前的焰火庆典——与美国不同,加拿大的独立不是通过战争获得

    相比之下,辉格党的激进主义,却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总是允许那些卡里斯玛型的人物过分地自我表现,这意味着他们主导的政治也成了各种领袖的舞台。有的时候,这样的领袖可能有正面意义,但有时候,他们也带来负面影响——就像阿基里斯之踵一样。

    这里,作者终于流露了自己的潜在观点:美国人民应该小心特朗普,一个卡理斯玛型的、想要挣脱制度束缚的激进“领袖”。而他的建议是:人们应当以一种互相同情、理解的心态去理解美国独立战争,去理解战争对双方造成的伤害。无论是威权主义改革派的观点,还是激进派辉格党人的观点,都不如这种感情更能帮助国家之间摆脱互相残杀和复仇的不断循环。更重要的是,人们应当认识到威权主义改革派维护建制的一面,也应当认识到,激进的辉格党人并不真得像其“爱国者”标签那样高大、完美。

    编译/鲁昊源

    编译文章:

    Adam Gopnik,We Could Have Been Canada,Wa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uch a good idea? New Yorker, May 15, 2017.

    网络链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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