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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国何止一甲子—“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迎来百岁生日

    2017年8月26日 来源: 装备科技
    创新 拼搏 奉献

    ——记2017年“八一勋章”获得者程开甲院士

    ◆邹维荣 熊杏林

    英模简介

    程开甲,汉族,江苏吴江人,1918 年 8 月出生,1956 年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 年 11 月入伍,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军职常任委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他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开创者、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先后参与和主持了首次原子弹、氢弹试验,以及“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等在内的多次核试验,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创立了卓越功勋。20 世纪 50 年代,他放弃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的优厚待遇和条件,握笔从戎、走进大漠,投身于核武器研制试验。面对我国核试验准备初期,理论、技术均是一片空白的不利形势,他带领技术骨干夜以继日研究攻关,拟订原子弹爆炸试验总体方案,研制原子弹爆炸测试所需仪器设备,为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之后的多次核试验中,他精心设计总体方案,亲自组织关键技术攻关,解决了场地选址、方案制定、场区内外安全以及工程施工等理论和技术难题。他还带出一支高水平人才队伍,培养出 10 位院士和 40 多位将军,取得丰硕科技成果。他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99 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7年7月28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获得“八一勋章”的10位英模颁授了勋章和证书。这其中,就有一位99岁高龄的老者,他,是程开甲院士。

    程开甲近照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设立的“八一勋章”,是由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军队最高荣誉,位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的最高层级,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作为“两弹一星”元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我国核武器事业开拓者、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程开甲再度以“忠诚奉献、科技报国”的英模形象,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褒奖,成为军人最闪亮的坐标。

    程开甲在生日当天题下创新、拼博、奉献词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升起的蘑菇云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声巨响,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核技术。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习近平主席将一枚闪耀着时代光芒的“八一勋章”,颁授于一位为了那声东方巨响而呕心沥血的杰出代表,他就是程开甲。

    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开拓者、中国特色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以及“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程开甲把汗水和智慧洒在中国西部那片神秘的土地上,把创新、拼搏、奉献几个大字镌刻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史册里。

    名师名校的熏陶

    1918 年 8 月 3 日,程开甲出生在江苏吴江盛泽镇一个“徽商”家庭。受吴文化崇教尚文影响,他的祖父程敬斋的最大愿望就是家里出一个读书做官的。程开甲还没出世,程敬斋就给未来长孙取名“开甲”,意即“登科及第”。

    1931 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这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陈省身、李政道等人都曾经在这里求学。在秀州中学,程开甲接受了 6 年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基础教育和创新思维训练。

    秀州中学图书馆有许多名人传记。伽利略、爱因斯坦、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居里夫人、莱布尼茨、詹天佑等科学家的传记,程开甲全部借阅过。他后来回忆说:“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渐渐萌发了长大后也当科学家的理想。从此,我处处以科学家为榜样,沿着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而努力。”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年轻学子心灵的宁静。程开甲和同学们认定,要救国,就得有本领。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称为“东方剑桥”的流亡大学,程开甲接受了竺可桢校长科学救国思想的熏陶,并遇到了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和苏步青等大师。

    大学三年级时,程开甲撰写的论文《根据黎曼基本定理推导保角变换面积的极小值》,得到陈建功和苏步青赏识,推荐给英国数学家 Tischmash 教授。这篇论文还被苏联的《高等数学教程》全文引用。

    1944 年 10 月,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问浙江大学,带来了程开甲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

    当时,程开甲完成了论文《弱相互作用需要 205 个质子质量的介子》,提出存在一种新介子,并计算出新介子的质量为 205 个质子的质量。王淦昌将这篇论文推荐给李约瑟。李约瑟看了很高兴,还亲自对文稿修改润色,之后转交给狄拉克教授。

    狄拉克阅读后,给程开甲写了回信。但遗憾的是,狄拉克对基本粒子的看法有些偏执。在信中,他武断地认为:“目前基本粒子已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使文章未能发表。

    因为相信狄拉克的权威,而且此前,狄拉克已将程开甲撰写的论文《对自由粒子的狄拉克方程推导》推荐给《剑桥哲学杂志》发表,程开甲就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后来,这方面的实验成果于 1979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实验测得的粒子质量与程开甲当年的计算值基本一致。这件事,让程开甲遗憾终生。

    文章没发表,成为憾事,但与李约瑟的交往,开启了程开甲与国际物理学巨匠面对面对话的大门。

    1946 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幸运地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的 M. 玻恩的中国学生。

    玻恩一生中共带过 4 个中国学生,他们是: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后来,他们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程开甲、彭桓武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程开甲、黄昆成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赴英国之初,程开甲原本想继续从事基本粒子研究,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选择超导理论研究作为主攻方向。

    那是 1946 年年底,他聆听了一场关于超导实验的报告,对超导问题产生浓厚兴趣。他把超导元素和不超导元素进行归类,在动量空间勾画出它们各自的分布图,并发现了它们的分布规律。玻恩看到程开甲画的图,觉得很有道理,鼓励他继续研究下去。从此,程开甲对超导问题的研究一发不可收拾。短短几年间,他先后在英国的《自然》杂志、法国的《物理与镭》杂志和《苏联科学院报告》上,发表了 5 篇有分量的论文,并于 1948 年与玻恩共同提出超导“双带模型”。

    1948 年,物理学界在瑞士的苏黎世大学召开低温超导国际学术会议,程开甲和玻恩合写了一篇题为《论超导电性》的论文提交大会。会议召开时,玻恩因故不能前往,程开甲作为他的代表宣读论文。很巧,玻恩的学生、程开甲的师兄海森伯也参加了会议。由于观点针锋相对,程开甲与海森伯在会上争论起来。大会主席、著名物理学家泡利觉得非常有趣,主动提出:“你们争论,我当裁判。”但吵了很久,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长。泡利实在难以裁决,就说:“你们师兄弟吵架,为什么玻恩不来 ? 这裁判,我也不当了。”

    从苏黎世回到爱丁堡后的第二天,程开甲向玻恩详细汇报了参加会议的情况。

    1947 年,程开甲(左三)与国际学术会议代表进行交流。

    当程开甲介绍到在会上与海森伯“同室操戈”,泡利裁判“无能为力”时,玻恩显得格外兴奋。他不断插话,详细询问争论的细节,有时还对双方的观点作点评,有时则发出朗朗的笑声,为程开甲与海森伯精彩的争论叫好。

    看得出来,玻恩为自己拥有这样优秀的学生自豪。

    就在这次谈话中,玻恩向程开甲讲述了爱因斯坦“离经叛道”的科学经历,以及爱因斯坦取得科学研究成功的个性特征。

    从玻恩的办公室出来后,程开甲感到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经历了一场从未有过的洗礼——一场精神的洗礼。

    多年后,程开甲回忆说:“这次会议连同这次谈话,对我影响很大。我理解,不迷信权威,敢于‘离经叛道’、追求真理的精神,比物理成就和理论成就对人类的意义大得多。成就是有限的,而精神是永恒的。”

    1948 年,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玻恩推荐他担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年薪 750 英镑,这待遇在当时已经很高。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1950 年,沐浴着新中国旭日东升的光芒和对海外学子的强烈呼唤,程开甲谢绝了玻恩的挽留,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程开甲回国前的一天晚上,玻恩和他彻夜长谈,知道他决心已定,就叮嘱他:中国现在生活很苦,买些吃的带回去。程开甲非常感激导师的关心,但在他的行李中,什么吃的都没有,全是他购买的建设新中国急需的固体物理、金属物理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回国后,程开甲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任教。为适应国家大搞经济建设的需要,程开甲主动把自己的研究重心由理论转向理论与应用相结合。

    1950 至 1960 年间,他先后发表了《内耗热力学研究》等10 余篇论文,开创了国内对于热力学内耗的系统研究。他提出的普适线型内耗理论,对热力学内耗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同时,他还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固体物理学教科书。

    1956 年 3 月,程开甲作为国内固体物理和金属物理方面的专家,参与了国家《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1958 年至 1960 年,根据组织安排,程开甲与施士元教授一起创建了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同时参与筹建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由此开启了实现科学报国之志的新征程。

    创新攻坚铸核盾,东方巨响震五洲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期。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决策研制“两弹一星”。一时间,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1960 年盛夏的一天,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把程开甲叫到办公室:“开甲同志,北京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借调你去。你回家做些准备,明天就去报到。”说完,拿出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交给他。

    就这样,程开甲加入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从此,他隐姓埋名,在学术界销声匿迹 20多年。

    后来,程开甲才知道,调他参与研制原子弹是钱三强点的将,最后批准的是邓小平。也是在后来,程开甲才知道,南京大学因不同意放走这个骨干与北京方面打起“官司”,最后还是聂荣臻元帅亲自给教育部部长、南京大学校长写信,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有时,历史会有出人意料的机缘巧合。

    程开甲在英国留学时,曾因与美国从事原子弹内爆机理研究的福克斯有过一次短暂接触,而被怀疑、跟踪过。

    福克斯是玻恩的学生、程开甲的师兄。1949 年 11 月,在爱丁堡召开的基本粒子学术会议上,程开甲与福克斯初次见面,但谈得很投机。当时,美国正在对将原子弹核心机密泄露给苏联一事进行调查,福克斯也被列为怀疑对象。程开甲回忆说:“他们将我与中国共产党—红色苏联—福克斯—原子弹机密联系起来,跟踪调查我。我去法国也有人跟踪。事后,玻恩告诉我说,当初他们怀疑与福克斯联系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我。”

    没想到 10 多年后,程开甲真的去研制原子弹了。

    中国原子弹研制初始阶段遇到的困难,是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原子弹研制技术是国家最高机密,有核国家都采取最严格的保密措施。美国科学家卢森堡夫妇因泄露了一点秘密,就被判以电刑处死。福克斯也因泄密被判 14 年徒刑。中苏关系“蜜月时期”,聂荣臻元帅和宋任穷部长去苏联参观,也看不到有用的东西。那时候,我们得不到资料,买不来仪器设备,完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1964年的程开甲

    根据核武器研究所领导任务分工,程开甲分管材料状态方程的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当时,理论研究室主任是邓稼先。他选定中子物理、流体物理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方面,作为原子弹理论设计的主攻方向。高温高压组只有胡思得、李茂生等几个年轻人。

    程开甲来到核武器研究所的时候,高温高压下的材料状态方程求解正遇到困难。胡思得向他详细汇报了做过的所有工作,也讲到了利用托马斯—费米理论时遇到的困惑。程开甲认真听取汇报,不时插话讨论。有些概念,例如冲击波,他也是第一次碰到。好在他在南京大学研究过托马斯—费米理论,还在《物理学报》上发表过关于 TFD 模型的文章。当时,高温高压组的成员大部分没有学过固体物理,更没有学过类似托马斯—费米理论的统计理论。为帮助他们在更高的平台上做工作,程开甲决定给他们系统地授课,提升他们的业务能力。

    那段时间,程开甲脑袋里装的几乎全是数据。一次排队买饭,他把饭票递给窗口里的师傅时说:“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弄得卖饭师傅莫名奇妙。身后的邓稼先拍着程开甲的肩膀提醒说:“程教授,这儿是饭堂。”吃饭时,程开甲又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把筷子倒过来,蘸着碗里的菜汤,在饭桌上写着、思考着。

    经过半年艰苦努力,程开甲领着胡思得等年轻人,第一次采用合理的 TFD 模型,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

    程开甲在核试验基地研究所讲课

    拿到计算结果后,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郭永怀高兴得不得了,对程开甲说:“老程,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

    难题解决了,程开甲却病倒了。1960 年冬天,领导不得不让他停止手头工作,回南京养病。为早日康复,程开甲学打太极拳、练气功,并下决心戒烟,1961 年春节一过就重返工作岗位。

    1962 年上半年,经过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孜孜不倦的探索、攻关,我国原子弹研制工作闯过无数道难关,终于看到希望的曙光。就是这时,我国经济到了最困难的时期。中央决策层就国防尖端武器研制问题,发生上马、下马之争。关键时刻,毛泽东一锤定音:研制原子弹不是上马、下马的问题,而是要加紧进行。

    1962 年 9 月 11 日,二机部正式向中共中央写报告,提出争取在 1964 年,最迟在 1965 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两年规划”,实际上是科学家们向中共中央立下的军令状。

    为加快原子弹研制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兵分两路:一班人马继续突破原子弹研制技术;另外组织一班人马,提前进行核试验技术攻关。

    很快,程开甲的名字被钱三强上报到领导那里。钱三强提议,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有关技术方面由程开甲牵头负责。

    程开甲(左二)与科研人员探讨技术问题

    组织上对程开甲的工作又一次作了调整。

    程开甲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是理论研究,放弃熟悉的,前方的路会更曲折、艰难,但面对祖国的需要,他义不容辞。

    从此,他转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核试验技术。

    深厚的理论根底和领导、同志们的信任,使程开甲在中国核试验技术领域,很快打开了局面,并收获了一个又一个创新成果。

    从 1964 年第一次进入“死亡之海”罗布泊,到 1984 年调回北京,为了中国的核事业,程开甲在戈壁滩上工作、生活了20 多年,历任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以及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20 多年里,作为中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他组织指挥了从首次核爆炸到之后包括地面、空中、地下等方式在内的各种类型核试验 30 多次。他带领团队,利用历次核试验积累数据,对核爆炸现象、核爆炸规律、核武器效应与防护规律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

    心系国防千秋业,赤胆忠魂万年青

    植物界有这样一种现象:单株植物生长时,显得黯然、单调,缺乏生机,而与众多植物一起生长时,却茂密、簇拥,生机盎然。植物界把这种现象称为“共生效应”。程开甲创建的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及其所在的核试验基地,就是人才的一个共生之地。

    50 多年来,这支核试验技术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成熟到成熟,已经走出 10 位院士、40 多位将军,荣获2000 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填补了国家空白,满足了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

    看到这英才辈出的团队,手捧着沉甸甸的奖杯,程开甲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他说:“传统不仅是保存文物的博物馆和供人瞻仰的纪念碑,它是奔腾不息的河流,是永远搏动的血脉,需要继承和延续,更需要注入和创新。”

    这支队伍,程开甲是看着成长的,也是带着它成长的。

    从一开始,程开甲就知道,核武器试验事业是一项尖端事业,也是一项创新事业,没有人才是不行的。所以,在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过程中,他始终把带队伍、培养人看成自己的当然使命。

    核试验技术研究所成立之初,程开甲根据专业需求,在上级支持下,从全国各地的研究所、高等院校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对于这些同志,程开甲给予充分信任,给他们作了许多挑战性的工作安排,帮助他们迅速成长。

    程开甲在家中黑板前思考

    中国第一次核试验中,立下大功的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钟表式压力自计仪,就是程开甲鼓励林俊德等几名年轻大学生因陋就简研制的;同样,中国第一台强流脉冲电子束加速器的研制,也与程开甲大胆地将这一高难度项目交给邱爱慈不无关系。

    后来,林俊德、邱爱慈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邱爱慈还是核试验技术研究所 10 位院士中唯一的女性。

    对此,邱爱慈感叹道:“决策上项目、决策用我,这两个决策都需要勇气。程老就是这样一个有勇气、敢创新的人。”带队伍、培养人,程开甲还有一条经验,那就是言传身教。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他提出,对地下核试验,必须获得第一手资料。而完成这项任务,要经历“三高一险”:一是温度高,二是压力高,三是放射性强度高。

    另外,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力使围岩破碎,掘进施工中极易塌方,出现险情。

    一天,开挖施工正在进行中,程开甲来到现场。

    在洞口,工程队、防化部队和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分别向他汇报开挖工作情况。因为洞内存在极其恶劣的高温、高放射性和坍塌等危险,现场技术人员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他进入洞内。

    程开甲却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

    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踏实。”

    最后,大家拗不过他,只好派人跟随他沿着高低不平的坑道匍匐前进。他一边仔细察看,一边嘱咐将现场的资料收集全、记录好。近两小时后,他才从洞里走出来。

    一次,竖井地下核试验零时一过,程开甲就和警卫员直奔爆心。当时,辐射计量笔不停作响。警卫员问:“首长,您就真不担心身体吗?”他说:“担心啊,但我更担心试验事业,那也是我的生命。你说,我能不去吗?”警卫员无言以对。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程开甲带出来的团队,个个都是视事业高于生命的人。

    1984 年,组织上考虑到程开甲年事已高,把他从戈壁滩调到北京,担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任委员。由于工作、职责变化了,他的科研工作也发生变化。

    一方面,程开甲围绕“假如打一场高技术战争,我们怎么办”进行思考,在抗辐射加固和高功率微波领域继续努力;另一方面,开展基础研究,进一步发展、完善“程—玻恩”超导电性双带理论,创建了材料科学的 TFDC 电子理论,为材料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思想与方法。

    崇高的荣誉

    谈起晚年的创新成就,程开甲感慨地说:“我只是希望,我的建议、我的研究,能对我国武器装备的发展起到作用。”

    程开甲一生爱党报国,祖国和人民也没有忘记他。

    程开甲近照

    他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荣获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奖励。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程开甲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 201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他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2017 年,中央军委又把“八一勋章”颁授于他。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是给予程开甲这位国防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程开甲荣获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对于这些崇高荣誉,程开甲有自己的诠释。他说:“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的……”

    程开甲口述《创新、拼搏、奉献》

    2016年,程开甲院士总结自己的科学人生,概括为“创新、拼搏、奉献”,并出版了《创新、拼搏、奉献”—程开甲口述自传》一书。作为“两弹一星”的亲历者,中国核核试验事业的“活档案”,他的口述资料,为历史和后人保存了珍贵的国防科技史料和精神财富。

    今天,程开甲已 100 岁高龄,仍心系国防科技发展,仍在为强军兴军伟业贡献着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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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程院士百岁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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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解放军报社装备发展部分社

    习主席签署命令,授予程开甲、景海鹏等10位英雄"八一勋章"!

    中央军委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

    “八一勋章”获得者程开甲:忠诚奉献的“两弹一星”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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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那么说,俄罗斯老兵是胜利日红场阅兵式最美丽的一道风景线。这些当年在战场浴血杀敌的英雄已经到了垂暮之年,白发苍苍,满脸皱纹,再也无法像年轻时踢出标准的正步,但依然能做出最标准的军礼,依稀可见当年的飒爽英姿。

    院士怒了:五个最坑的养生误区,有人被骗人财两空!化解方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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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专家观点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 郝希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 孙 燕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卫生部副部长 王陇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

    阿里巴巴成立“达摩院”引入顶尖科学家3年研发投入将超千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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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1日上午,在2017杭州·云栖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正式宣布成立承载“NASA计划”的实体组织——“达摩院”,进行基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研究。未来3年内,阿里巴巴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将超过1000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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